那时，鲁迅和许多留学生的心，都是热烈的，有着改革中国的崇高抱负。因此，他们对于弘文学院那种糅合孔孟之道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不东不西的保守教育方针很是不满。

鲁迅和其他同学到弘文学院不久的一天，学监大久保先生把他们集合起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去行礼吧！"顿时大家都吃了一惊。正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到日本来的，现在竟被强加上"孔子之徒"的桂冠，并要去拜倒在孔夫子的像下。历经万里波涛，竟翻不出孔夫子的手掌，是很令人诧异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弘文学院有明文规定："凡逢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

校长嘉纳治五郎还公开对学生演说："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因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以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谓教育。然其活用之方法，则必探明中国旧学而又能掺合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之规律。"这种不敢越过孔孟雷池一步的保守方针和在这种方针指导下的保守课程内容，使远涉重洋而来的学生们深深失望。他们屡次要求改革，但都被嘉纳治五郎拒绝。1903年3月25日，学监大久保、教务干事三矢召集学生会的部长十余人，公布校方新制定的十二条规定。这些规定不仅对教育改革不加理睬，而且变本加厉地在经济上进一步苛待学生。例如规定什么无论临时告假归国或者暑假归国的，每月都得纳金六元半。对于这些横蛮的新规定，学生会的干部屡次交涉更改，而教务干事三矢却宣称"坚不可改"。他还振振有词地声明，这是嘉纳的决定，谁不同意，可以退学，他也不强留。

三矢的傲慢和轻蔑态度，使有骨气的中国留学生们感到十分愤慨。3月27日，他们召开留学生特别会，会上群情激愤，毫不犹豫地决定一起退学。第二天，鲁迅、许寿裳等五十二名学生马上付诸行动，愤然离开学院，显示了中国青年不容侮辱的尊严和抗争到底的决心。

学生们决不妥协的举动，使校方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这些来自长江黄河之邦的青年，团结一致的力量是难以征服的，因此，不得不让步，表示要改良课程。于是，退学的学生们又在3月31日召开会议，向校方提出包括撤消三矢教务干事之职和更订课程在内的七项条件。嘉纳一一接受，但又要学生们也承认有"措置冒昧之失"，学生们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他们指出，这完全是日本学校不尊重中国学生而引起的，中国学生绝对"无失可谢"。经过十八天的斗争，中国学生才于4月16日返校。在回院式上，嘉纳承认自己有"不善之过"，学潮终于胜利结束。自始至终参加这场斗争的鲁迅，此时感到心花怒放，他连忙给家人写信报告这个胜利的信息，说："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校矣！"

在海波长扬的日本，鲁迅一方面与热血沸腾的同伴一起为自己的前进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则利用这个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的天地，拼命地学习。不仅学日文，学德文，而且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夜以继日地吮吸各种知识的乳汁。富有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艺术和被引入日本的西方古典美学著作以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都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为他以后从事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的精神生命被新的知识润泽得一天比一天充实了。

刚满二十岁，这是一个人美丽得像宝石般的年华，谁在这样的年岁里不充满着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祖国的热望呢?鲁迅正处在这样的人生阶段，而祖国正处在变革的动荡中，他正需要自己的有志气的孩子们去拯救，想到这里，鲁迅的心里是多么不平静呵！那时，改革派的思想家们在探索着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问题，鲁迅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思考着这个问题。赫赫有名的梁启超已经撰文分析中国国民的四大弱点，那就是"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这位正在叱咤风云的改革家告诉人们，只有"翦劣下之根性，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才有希望。"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人的品格如此，国家的品格也如此。因此，我们的国家要变成"受人尊敬之国，卓然冠绝于环球"，就应当抛弃国民品格中的弱点。鲁迅当时同许寿裳也常常讨论这个问题。这一对赤诚的青年忧国者，当谈到在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在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他们便相对地愤然长叹，深深地感到悲凉。他们常常一起认真地思考和讨论着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