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节目组在2004年要制作的一档新节目叫《文化访谈录》，他们的制片人曾经找过我，希望我做主持人。认真听完他们的方案，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首先，体育中心不让我们到其他中心做节目，特别是做固定节目的主持人，这已有过先例。其次，他们设计的访谈话题正襟危坐，不够轻松，不够娱乐化，而我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宽，我自己心里没底，觉得很多话题我根本把握不了，太大了。

结果，节目组的人告诉我，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可以请高层领导出面摆平。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只希望我像个读书人那样斯文地坐着和聆听，只要我的知名度和形象，可以借助我的人气把节目带“火”起来。

我感激他们对我的认可。但是，我还是坚决而近乎粗鲁地拒绝了他们。我说，那样的说话方式太假了，我说不了那样的话。平时，我爱说和所说的都是“又歪又邪”、“剑走偏锋”的话。其实，他们的班底和我都是一个年代出生的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他们看中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些特点。但是为了让节目能够上马，必须先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基调去设计策划。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节目上马以后，再慢慢地调整。但我怕自己不能胜任，因为这个节目起点太高，调子定得太正统主流，而我是个说话经常“捅娄子”的人。于是，当他们“恋恋不舍”地“纠缠”着我、试图说服我的时候，我用很“无情”的方式挫伤了他们，让他们最终放弃了我。这也是我做人很不成功的地方之一。

后来《文化访谈录》节目播出了。有一次某个节日，这个节目的制片人给我发短信问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曾经不够友好地拒绝过他们。于是我回短信，祝贺他们节目开播，并为当初的“粗鲁”表示歉意。她回复说，我当初所说都是对的。这个节目就像当初我说那样，变成了一个远离设计者与初创者最初理想的东西，而且，她本人，也已经离开了。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一个人在什么环境下就会说什么话，一个节目同样如此，我想她应该是理解我的。只不过，她和另外的一些我所尊敬的同龄人，比我更愿意为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去做实际的努力，哪怕是注定了要绕一个很大的弯路，也在所不惜。而我，是害怕这样的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