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时候，《开心辞典》刚刚推出，黄安做主持人，因为他的出场费太高，节目组就想从台里选人，找到我，想让我录几期，试试镜。还有一个候选人是王小丫，她当时已经是二套节目财经报道的主持人。录节目时，请了一些台湾娱乐节目的幕后工作人员，如现场导演、切换、造型师等，参与节目把把关。我录了3期，王小丫录了3期。

在录制过程中，大家对我的评价都非常好。在节目录完之后，大家吃饭庆祝的时候，台湾的导演和策划人当着节目制片人郑蔚说，他们没有想到，在大陆还有我这样的男主持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吴宗宪，也没看过他的节目。他们说我这种长相是典型的“面傻心贼”，长得很忠厚很老实的面相，其实有冷冷的搞笑的暗坏，就像当时台湾最当红的主持人吴宗宪，他就是这类长相，表面是标准的正面人老实人的样子，但心里是挺坏挺歪、会搞笑冷幽默的。他们还跟郑蔚说：“他的现场反应、搞笑环节把握非常好，我们一直不相信他是做体育主持的，我们以为他就是做娱乐节目的，他做得太好了。”

在酒桌上郑蔚就问我，能不能长期固定给这个节目做主持人，我说要问体育中心领导。后来我去请示马国力，他说，偶然帮他们客串一两期还可以，如果固定做是不行的，你要么调离体育中心，到经济中心，我就不管你了，要么你就留在我这儿，不能给他做固定主持人。

一个栏目是需要固定主持人的，主持人是一个栏目的符号。当时郑蔚非常努力，甚至请了经济中心的主任，主管副台长出面，打了非常正式的邀请报告给体育中心。当时是2000年前后，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平时没节目，周末有转播，这种娱乐节目录制起来3天就把一个月的录完了，一周一播，集中4天能录出两个月的来，时间完全能排得开。可是领导有他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这种局面下，郑蔚必须现实地考虑问题。

虽然我录像的时候满场爆笑，笑料包袱不断，一个接一个，跟参赛选手的交流和提前沟通，接他们的话，都非常好，大概两个小时就录完一期，很快很顺，所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很轻松，一边工作一边由衷地发出笑声，效果极好。可是由于我不能再去做这个节目，郑蔚们只能把样片的剪辑有倾向地处理了一下，要给领导看，要放弃我，用的都是我表现不佳的镜头。要知道电视的后期剪辑可以把一个人剪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的，就这样播出了三集，从播出来的节目看，我真是傻乎乎的，因为既然已经决定放弃我，所以就这样做了。

北京一家报纸，不久就登了一篇文章：《黄健翔的主持空间有多大》，他们提出的也是善意的批评，针对那时候主持人串行、反串现象比较多，出于爱护我的目的，希望我恪守本分，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也许是看了我那三集《开心辞典》很“不开心”，才发表如此的议论。

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小丫，还在她主持的《开心辞典》节目里做过嘉宾。那是一期春节特别节目，我与其他主持人一起答题，赢电脑捐给贫困地区小学。

后来有一阵子常约上几位同行一起吃饭、唱歌，包括王小丫、撒贝宁、阿丘等人，一起K歌，挺高兴。做主持人之后，私生活空间挺小，挺压抑，外出常被人指指点点，大家聚在一起玩，还能够放松一点。大家轮流做东，请客吃饭唱歌。有一次，王小丫撒贝宁说，下次该我们请客了。拖了两年，也没兑现过。撒贝宁说请我们喝王八汤。过了半年，我们问他王八养了没有？再过半年又问，王八多大时才给我们喝汤？又过半年，问他王八是不是下蛋了？最新的版本是，当别人催问小撒，什么时候请大家喝汤的时候，他沉痛地说：王八已经在海啸中壮烈牺牲了！王小丫经常关手机，或呼叫转移，真是对她“失望”。

撒贝宁是“麦霸”，总唱很高很难的歌，震得大家不能唱，我们只能起哄叫好。阿丘也唱得不错，他的粤语歌唱得特别好，《上海滩》、《霍元甲》，语言地道，味儿特足。有一段时间，我们轮流给王小丫和撒贝宁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做东啊？这两人互相推诿。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把他们忘记了。其实，也有那么两次，小丫和小撒准备好了约大家，可是我们因为各有各的节目，有人出差有人直播，总凑不齐，大家爽约了。可是，我们大家总是把账赖在他俩头上，好像人家真的很不情愿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