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也备受煎熬，可是她从未表现出来，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愿流露半点的痛苦。为了我们12岁的女儿塔拉，她还要振作起来强颜欢笑。10年前，她也是这样的。一模一样。10年前我得癌症的时候，她用小推车推着当时还只有两岁的塔拉去化疗室和放射治疗室看我。现在，当严峻的考验再一次降临时，她再一次显示出她顽强的力量。

我曾半开玩笑地同她讲，她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一方面，她似乎什么都怕，连想到要举行一次晚宴都会让她崩溃，可是现如今，这么大一个灾难临头，丈夫患上绝症，生活全部被打乱了，她却反倒不慌不忙，应对自如，真是不可思议。

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得了癌症时，或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多发性硬化症时，玛丽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是我永远记得无论是哪一次，她都无比坚定地支撑着我，支撑着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当我们在牧师面前宣誓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要生死相守的时候，我想她大概不会想到等待她的是如此严峻的考验。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只知道我对她所做的一切满怀感激。

玛丽给我时间释放自己的情绪，而她则在那两天中搜集整理了一批最棒的神经科大夫的信息，其中包括玛丽兰岛的琼斯?贺普金斯医院的一位世界知名医生。

那位神经科医生人非常好，仅仅隔了一周就安排我和他见面。等我到他那儿的时候，他已经把我的各项化验结果，包括血液化验的结果都仔细看过了。在这些化验的基础上，他又让我接受了几项检查，目的是排除像莱姆关节炎或者其他有类似症状的疾病。我和玛丽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也是直截了当地，但却不乏人情味地告诉我们：“卡夫托先生，确实是多发性硬化症。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与上一位医生不同的是，他对我的病情很乐观，“尽管得了这种病，但您的生活依然可以丰富多彩。”他说，“不过，您得认真对待这个病。态度很重要。”

接着他给我解释了需要采取的种种治疗手段和措施，并主动提出治疗可以在他们那里进行。尽管他是那么和蔼可亲、让人信任，但是每天驱车5个小时才能到他那里对我来说还是不可行。

而且，说实话，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诊断。我冥冥中总觉得这位医生也有可能搞错。医生误诊不是常有的事吗，我这样安慰自己。我的这些症状也许只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或是感染了什么病毒，也许两个原因都有，但是，求求你，上帝，千万别让我得上什么多发性硬化症。

回到家后，我开始向纽约一位顶尖的神经科医生寻求帮助。他可是多发性硬化症方面的专家。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萨德?萨迪克博士。年复一年，他总能荣登《纽约》最优秀医生评比的榜首。人们在描述他时总是会用上“国内最优秀的”、“成绩最突出的”多发性硬化症专家等词藻。看起来，到他那里去求医才是我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和他通了电话，他答应马上见我们。如果说真有爱上医生的情况，这就是其中一例。见面后，我用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和前两位神经科大夫的诊断结果。他静静地听我讲完，然后又不动声色地看了我带来的所有图表、检验报告和化验结果。那些病例和各种报告已经堆得像小山似的，又都神秘莫测，就像是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一样。

之后，他选择单独同我和玛丽谈话。先是和我谈，然后再和玛丽谈。最后再把我们两个叫到一起。再后来，他让我们等他一段时间，自己则离开了房间，独自研究我的所有资料。大概两个钟头后，他回来了。他建议我再做一次腰椎穿刺和其他一些化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又得抽血。最后，他也认定我得的确实是多发性硬化症。他只是想进一步落实我们面对的究竟是哪一类型的多发性硬化症。

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反正那一天，与萨迪克医生在一起，我终于平静下来，可以接受这个诊断结果了。看来，十有八九我就是这个病了，好奇怪，想到要治病，我反而觉得挺振奋的。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萨迪克医生。他是个乐观向上的人，又很懂得如何鼓励病人，再加上他提出的治疗方案听起来也很不错。他显得很有信心，愿意帮助我同这个病较量较量，再出现任何新的病情他也似乎有十足地把握去应对——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安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