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科技革命使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政府的很多信息收集方法仅仅适用于旧的经济结构，由计算机革命而带来的变化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经济预测者在信息时代中举步维艰。当中央银行为产出、通货膨胀以及生产能力寻找一个精确的测量方法时，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新的挑战，格林斯潘不断收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他以专业经济分析方法，每天搜集和分析大量的经济运行数据。遇到要研究什么经济难题，就一头扎进烦琐的统计图表，找出上千个统计数字，翻个“底朝天”。后来，他更加大量依赖统计数字来得出结论。

格林斯潘总是把灵活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对统计数据的偏爱结合在一起。先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年轻的分析家，而后是柏林顿工业公司和莱勒系统公司的顾问，在这期间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从头到尾阅读数千页的数据，从中可以得到对经济的全面结论。

格林斯潘的同事们说，格林斯潘对经济琐碎数据的偏爱，常常使他能够早于其他人看到重要的经济力量，并随即预作安排。1994年2月，当他对通货膨胀预先发起进攻时，一时众说纷纭，但是他顶住了批评者的挑战，他们预言格林斯潘捕风捉影地化解通货膨胀压力的做法会再次引发经济衰退。结果，格林斯潘使过热的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美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之一。

由于格林斯潘经常远远地走在了前面，这使得他的同事在美联储的会议上不知所措。但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格林斯潘对稀奇古怪的数据过于迷信，以至于使许多同事对他抱有意见而远离他，他们认为，有些数据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美联储的一些官员也承认格林斯潘常常是正确的。布罗德斯说：“我相信他比我有远见。”这种情绪可以解释联邦储备开放市场委员会成员为什么常常会保留他们自己的意见而去相信格林斯潘的直觉。

1996年1月，作为少数派的格林斯潘希望通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疲软的经济，美联储的其他成员投了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