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 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21日，蒋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蒋在日记中写道：

“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22日，由汪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的行动。

第二天，汪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5月份，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蒋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待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漂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将受到驱逐。

蒋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蒋对俄国人和中共的打击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蒋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写道：“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则。我也认为，如果不容纳共产党，革命战线就不能统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认为“西山会议”是个错误。

事件的发生表明，蒋自从访苏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反共者。

但蒋自己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很谨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这样他就可以不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作出解释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要担任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北方对手又依赖其他势力的话，那么他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因此，蒋当时还不能完全和共产党与俄国人闹翻。

另外，右派领袖胡汉民即将从俄国回来，蒋从左派那里抓到了领导权，也不会把它交给右派。事实上，当胡汉民5月份从俄国回到广东时，就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他在广东待了几天就到上海去了。

蒋在采取镇压行动以后，又表示要改善“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东同蒋进行了多次会晤。5月15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第一次主持了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通过了一项在党内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鲍罗廷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蒋极为老练地扩大了自己的战果，他甚至通过解散“孙文学会”来表示他的“让步”。然而，共产党却丧失了许多席位。毛失去了在宣传部门的职务（允许他继续保留农讲所负责人的职务，在那里他继续培训农民鼓动者，后来打败了蒋介石），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也被解除了重要职务。

4月初，蒋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关于北伐的详尽计划。6月5日，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部长。

7月1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动员令。9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并批准了一项关于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内容是：“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已办好且北伐已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股反对浪潮。广东的总罢工失控了。工人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造成了警察官员的辞职。蒋采取行动，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