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商总会似乎不再愿意交纳用于资助北伐的税款，蒋使商人们相信，他们最大的利益将通过交款来实现。而这笔款总数是50万元。商人们最后交了款，罢工者们也认识到，他们对北伐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虽然蒋不在前线，革命军还是旗开得胜，于1926年7月12日一举占领长沙。蒋最后于7月27日离开广东，前去指挥他的军队。当他的新编军队加入战斗的时候，其总数已从万人增加到大约10万人，广西和湖南的军队也加入了蒋的行列。

根据苏联的建议，各级都派了政治委员，以便向每一个士兵宣传“三民主义”，无疑其中也夹杂着马列主义。

这些士兵认识到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这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军阀军队的优势。如果他的军队情绪波动，他可以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任何临阵脱逃的军官，不论其级别如何都会被立即枪决。如果一个军团的司令坚守阵地而战死沙场，而他周围的人退却的话，那么该军团所有师长都要被处决。这条纪律同样也适用于下级部队。无疑，这种严厉的措施鼓舞了革命斗志。

然而，一开始就使蒋受到下级爱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开的场合，他也没有受到普遍的爱戴。他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按时发军饷，并且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好。其他部队对他的歧视很不满意，但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致几乎不需要严厉苛刻的纪律。同时，部队的条件也从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这是一支彻底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部队，每个军团都有国民党机构和党员，而且都受过军事训练，对其他军官具有绝对的权威。财务账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诈勒索和贪污现象。

虽然军阀的部队与革命军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习惯当地水土，但是他们不团结，举止粗野，并且容易叛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壮大。

同吴佩孚的军队之间进行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战役，由于武昌城墙坚固，而敌军又困兽犹斗，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来。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军的数量增加到万人。由于纪律严明，他们深受爱戴，并且美名远扬。他们和军阀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征用民房，强迫当地商人为军队负担2至3个月的费用，并擅自征用当地劳力；而北伐军则在庙宇和公用建筑中宿营，交付生活费用，发给士兵军饷，并且不抓壮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总司令冯玉祥从蒙古和俄国回来，加入了讨伐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战斗。至1926年底，革命军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军于1927年2月17日占领了蒋家乡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占南京。至此，革命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并且控制了华南和华中的10个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战斗停了下来，间歇了约一年，而其原因在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