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贝克尔教授，根据您的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什么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政府、家庭、市场在发展现代人力资本方面应该起什么作用？特别像在中国?

贝克尔：

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技能、学识、健康。这些因素与人类紧密联系。我们不能把一个人与他的知识、他的健康和他通过受培训所掌握的技能分割开来，这些就是我们所指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现代世界的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力量，但不是依赖于人的数量，而是依赖于人的知识水平，依赖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人力资本的确就是掌握知识。在当代世界，你必须努力开发人力资本，不掌握大量的知识，没有一个国家会成功。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如果你们只专门从事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你们就不可能拥有有知识的人才，就不可能拥有生产知识密集产品的机械，也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记者：

您研究人力资本理论，而马克思资本理论也注意到人力资本。

贝克尔：

马克思并没有注意人力资本理论。你念马克思的书比我念得更多，我念得很少。但是在我念过的马克思的著作里，我认为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理论。我不认为马克思对人力资本理论有什么影响。但亚当·斯密对人力资本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欧文·弗雪也做出了贡献，但马克思没有对人力资本做出贡献。

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他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那是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进程中。马克思的财团理论是一种政治经济方法，你可以说马克思提出过不同群体间冲突。我认为马克思仅提出了社会各群体间的冲突问题，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政策。不幸的是马克思过分地强调劳资双方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只不过是许多社会冲突之一。

记者：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人类行为?

贝克尔：

经济学的方法是分析行为的方法之一。它研究的是一种经济、一个社会的运行。它不是一种关于人们的实利主义或者是货币利率的假设，而是一种看待和判断行为的方法。它特别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在既定的机会和资源的条件下，人们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理性的个人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市场，从而使不同家庭、不同企业、政府及其他参与者的资源都按市场价格进行协调。这就是经济学方法，用于分析人类行为的方法。

记者：

过去几年中，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极力向政府推荐整套的经济改革政策方案。但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名叫张宇燕的博士说，您与已故的乔治·斯蒂格勒似乎都认为，存在的就是有效的，自然你们都认为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之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是这样吗?

贝克尔：

经济学家可以对政治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通常，经济学家自身不是政治家，他们属于技术性专家、技术性顾问。在某些行为方面经济学家集许多功能于一身。但是经济学家最能对政治家产生影响的一面，是向政治家们说明不同政策将会导致的不同结果，以及推行这些政策要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效益。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富有成果。这是所有地方经济学家都能发挥作用的方面。现在政治家们常提出：对某些政治压力、社会压力方面的问题，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的意见吧！这是正确的。你们也是这样做的。经济学家不是形成政策的惟一投入，但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投入。我想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形成有效的、好的政策的重要投入。他们在中国经济朝着市场方向迈进过程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他们懂得个人理性预期，懂得如何给予个人以适当的鼓励，使中国趋于更加繁荣。经济学家对于制订任何特定政策的作用就是要表明该政策如何运作。我想这就是经济学家的重要作用，制订政策方面的作用。当然经济学家也通过做研究工作，促进知识的进步等。

随着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将从事经济发展的前沿研究工作。中国在经济学方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跟上来了。经济学家也已经赶上来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将作为制订政策的顾问来促进中国的发展。这是正确的，这种方向是正确的。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其中一大部分经济学家就会像美国的情况那样，投身于定期的研究，一些人将从事政策研究或综合性的研究。

记者：

中国社科院的两位经济学家，一位叫刘国光、一位叫樊纲，他们想了解什么是经济学领域里的前沿研究课题，如何断定一项研究是否属于前沿课题呢?

贝克尔：

这很难断定，也很难说准。人们常问我，下一步应研究哪些课题?我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所从事过的研究我认为重要。我总是从事重要的研究。但会时赢时输，你是在下赌注。某些领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家庭、社会利益集团，我所说的“前沿”，意思是指有些人从事的非常接近前沿的任何一个领域。你要我提出三十个恰当的问题，我便可以提出这么多个恰当的问题，让你的人去研究，但我认为不能够指出哪几个问题是皇冠上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