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课题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该课题的可行性。可行性意味着做这个课题的人当中有人会提出妙主意。你有好主意来做恰当课题，你就前进了。那么，谁会告诉你怎样才能提出妙主意呢?我想，最佳的办法就是在中国积极地提供一种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以及一种鼓励政策，使有人做经济研究。有些中国人是很能干的，其中有些人是能提出好主意的。有些人在最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里取得了好的研究成果。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是“前沿”，在试图告诉你什么是“前沿”时，我该稳重些。

记者：

您曾做过“利他主义”方面的研究，您怎样才能把利他主义和理性经济行为协调起来呢?

贝克尔：

利他主义非常重要。在家庭尤为如此。中国家庭有历史悠久的重要传统。母爱，这是数千年前就已有的概念。父母亲，特别是母亲爱孩子，孩子们通常爱他们的父母亲。我对利他主义的关注始于我对家庭行为的研究。只要你理解利他主义含义，你就容易把利他主义与理性经济行为协调起来。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利他主义就是关心他人的福利。你可能将利他主义与人们的偏好结合起来，当人们根据理性理论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时，他们将考虑分析自己的行为会给孩子们、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容易发掘利他主义规律性的东西。虽然利他主义与自私行为部分地源于同一种理论，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试图为诸如社会保障、公债等许多问题说明利他主义与自私行为的差别。

记者：

据说您一听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就将诺奖奖金套期保值了。请您讲一讲您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经济学的，好吗?

贝克尔：

（笑）我认为我运用了经济学。但没有人每天都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做套利交易，我也考虑和判断应储蓄多少适宜。我也考虑来华。作为经济学家，我也考虑利率、投资收益率、应纳税收入、开销问题，也考虑孩子的数目以及对孩子的投资，婚姻等问题。我这些事通常运用理论，但不一定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这样。经济学理论也不是关于这些细节的，而是作为更广泛的行为模式。我的行为最近才注意运用经济学原理的。我早就应该将它运用于日常生活，我觉得我运用得太迟了一点。幸运的是我的确开始考虑这样做。今年我给一些妇女授课，让她们尽早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社会学。因为我的生活得益于这样做。总之，我运用了经济学原理，运用了我的生活理论。

记者：

您从事这类经济学研究的动机是什么?

贝克尔：

我的动机包括两个因素：年轻的时候，我对社会有普遍兴趣，希望了解社会，对数学感兴趣。后来大学本科时代我想到经济学是一种讨论社会利益最好的综合性学科，它运用数学，或更为正式的技巧——逻辑性强的技巧，而不像当时我曾考虑过的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在我的早期生涯，作为大学生，我开始察觉到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确还研究不够。我想可以运用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来探讨歧视、人力资本等课题。

记者：

在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哪位经济学家对您影响最大?

贝克尔：

弗里德曼对我影响最大。以后是斯蒂格勒。斯蒂格勒当时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成为我要好的朋友、兄弟，对我有影响的人。同样，T·W·肖斯对我影响也大，还有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这些人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导师。

记者：

我复印了已逝的斯蒂格勒教授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您会在设计社会的科学理论方面做出成就。您个人认为您在建立社会的科学框架方面进展如何?

贝克尔：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我做出了一点成绩，但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我感谢斯蒂格勒的鼓励，我要把它作为我的目标，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

记者：

贝克尔教授，我还有几个问题。

贝克尔：

你已说过多次“我还有几个问题了”，是不是还有许多问题（笑）？

记者：

只有几个了（笑）。您是把现代经济学延伸到研究社会各领域的问题的先驱者，您是否认为可以把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学所有领域的分析工具？您对于“道德标准就是经济效率”这种说法有何评价?

贝克尔：

首先，我坚信经济学方法。比如理性选择理论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学家，如社会学、政治学家运用。社会学是一个较小学科，但在日益成长。据我所知，詹姆斯·康蒙斯、丁·克里默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都运用上述理论。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的好几位中国学生，正在学习和研究社会学中如何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我想社会学领域的这种趋势比在政治学领域要明显得多。在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趋势也日渐明显。虽然理性选择理论已成为更重要、更为普通的方法，但仍没有成为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研究中的普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