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要谈我最严重的错误。诸位是否记得，经济学者曾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形？结果自然是错得离谱。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预测，是由跨单位的团队共同执笔，我并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诸位翻阅《新共和》（New Republic）泛黄的档案，就会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写的论文，其中在预测上也犯了严重低估的错误。我的良师兼益友汉森就相信，战后会有一波复苏的景气，可惜在这点上他没把我教好。其他像史利特（Slichter）以及一些凯恩斯学派与非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远要回头看

我为这个严重的错误而自责。不过如果发现错误后还死不承认，我的自责会更深。我没理会派吉（Satchel Paige）“永不回头看”的建议，在20世纪40年代站在多头这方而获利甚丰，我倒想鼓吹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由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我们所做的预测，通常并不如自己记忆中的那样正确，二者的差异值得探究。”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须预测，那么就经常为之”，这并非只是玩笑之辞或自认无能，而是体认到残酷的事实比美丽的理论重要。未来有些部分不能由过往推知，这也正是科学无从措手之处。好在有待科学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许多科学任务尚未完成。

接下来，我要比较明确地谈谈自己在学术与研究上的发展历程。我不喜欢套用虚骄的陈腔滥调，因此也无意重复一些前人自传的写法。四卷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中，有种种我个人的回忆散布于学术篇章之间。不过这方面资料蕴藏最富者，首推我于1968年在国际经济协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世界年会中的主席致辞。那篇讲稿巧妙地以《一位经济学者之路》（The Way of an Economist）为标题，双关的用字表达出两重意义，一是所经历过的经济学之路，一是行路者的个人风格。同样地，我今天在前面谈到“我的时代的经济学”时，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备我特有节奏的与风格的经济学。

第二项个人自传资料来源，是我所写的《黄金时代的经济学:个人回忆录》（Economics in a Golden Age：A Personal Memoir），收录于霍尔顿（Gerald Holton）所编《20世纪的科学：思想来龙去脉研究》（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s：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一书中。

第三项来源是《我的人生哲学》（My Lifetime Philosophy），标题是别人定好的，是《美国经济学人》（The American Economist）一系列的学者介绍，亦收录于《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选》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客观地简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聪颖，深受父母宠爱，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学业却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历记载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实上应该是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

他天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是A+，但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早露头角

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他在大学阶段获得大学部社会科学奖章，而就在毕业之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新设了一个试验性经济学奖学金计划，他成为首位得主，而能从容地在哈佛就读。他在芝加哥曾受业于奈特、威纳、舒兹（Henry Schultz）、西蒙斯（Henry Simons）、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内夫（John U．Nef）与明兹（Lloyd Mints）等大师，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尔逊（Edwin Bidwel Wilson）、哈伯勒、钱伯霖（Edward Chamberlin）与汉森的教导。在奖学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学会（Society of Fellows）对经济学的排斥，骑在柏莱图（Vifredo Pareto）的肩上进入初级研究员的神圣圈子。他在学会的同僚有哲学家昆恩（Willard Van Orman Quine）、数学家伯克霍夫（Garrett Birkhoff）、两度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定（John Bardeen）、化学家威尔逊（Bright Wilson）与伍华德（Robert Woodward）以及博通诸家的列文（Harry T．Levine）等人。他在那里迈开步伐，发表论文的速度极快，连期刊都来不及容纳他那些半数学化的东西。

有人说萨缪尔森是由物理学家与数学家的身份出道，这并不正确。但他在大学时代就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他持续研究数学，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数（Lagrange 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据最大胆的推测，他据此独立发现了埃奇沃斯-斯塔克尔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双头垄断的非对称解——此项见解使他得以不受纳什-库尔诺（Nash-Cournot）错误之解的蒙蔽。

他的《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oconomic Analysis）一书，大部分是担任初级研究员时所写，后来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David A．Wells Prize），后来在1947年又获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项奖励是以40岁以下具学术潜力的人士为对象。到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这是经济学奖项开始颁发的第二年，也是美国学者首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