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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2)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 作者:高小勇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问一年,由哈佛巡回到斯坦福,从中获得莫大的激励。他们回国之后,开始积极改革旧世界。五年之间,他们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后,好像是按照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学派倏然退潮。

科学本身显然不适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法则。你说这不公平?那么套句肯尼迪总统的话:谁说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经济学者社会声望提高,对金钱的需求也增加。调查显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学者、生物学者乃至经济学者,并非任职私人企业,而是在大学里——也许说在各大学间进出较为适当。我并不认识有经纪人的经济学者,不过有些人倒的确有代为安排演讲的办公室。至于在公司董事会担任一席公共董事,则已成为一种时兴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间为华府要员提供建言,是项令人眩晕的经验。出身学界的报纸专栏作家,无心插柳之间取得了这项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传道授业原是课堂中或讲桌旁的事,但现在也泛指在国会委员会中疾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要低买高卖。

树木不会一直长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点。历经1932~1965年这段经济学者身份与自尊的扩张期之后,接下来是比较黯淡的岁月。我们变得比较谦虚,而且,一如邱吉尔所言,我们是有很多该感到谦虚之处。经济学者对解决停滞性膨胀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让许多非经济学者有幻灭之感,而且说实话,也打击了我们的自满之心。我们四处搜寻新的理论典范,仿佛炼金术士期盼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新法宝。某篇国家经济局的论文水准不佳,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没有趣;某篇论文内容艰深,也并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的事,不过既然这系列演讲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该谈谈“我自己”。杜利(Dooley)说过,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准备写一本有关美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书,书名是《我与古巴》(Me and Cuba)。书的开头是一段献辞:“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认识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后头上了圣璜山。”

我可以自夸,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时,我所谈论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我有次自称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著作与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财务金融与垄断性竞争、思想史(Doctrines History)与区位经济学等等。基尔洛(Kilroy)既然也在那里,就应该是共犯。(歌德曾写道,他所听过的罪恶,没有一项是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对此的反应是,歌德在自抬身价。前句中的“罪恶”也许是我的误译,歌德说的可能只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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