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意大利有一项专为大学生参与的论文竞赛，按主题分为工程、音乐、文学以及经济学等。那年经济组的主题是价格管制，这项措施因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亚战争（Ethiopian War，1935年）而实施了一段期间。由于至少已经翻译过二十篇有关价格管制的德国文献，我自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决定参加这项论文竞赛，不过倒没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获得头奖。评审委员会告诉我，显然我在经济学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这方面发展呢？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要成为经济学者。大约是1936年，经济学系隶属于法学院，课程内容对现代经济学几乎完全没有着墨。不过，在当时意大利一些杰出经济学者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经济学的文献。我研究马尔萨斯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对凯恩斯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虽然凯恩斯的《通论》已经问世，但我无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译本，甚至连英文版也付诸阙如。

不敢恭维的法国大学

就在我开始攻读经济学的一年后，因为政治情势急剧恶化，我离开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盟友纳粹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让我无法继续学术研究生涯。当时，我未来的岳父卡拉比（Giulio Calabi）在法西斯政权下备尝苦头，因此决定即刻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他在那里有许多人缘，特别是和一家名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来密切。我非常高兴接受他的邀约，与他们一家人同赴法国。我试着在法国继续经济学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顺利，因为法国大学的水准甚至还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国大学课堂上的学生人数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讳，他们来上课的惟一目的，只是在制造各种不同的噪音——他们也的确达到了目的，因为你几乎完全听不到老师在讲些什么。至今我还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于是我自己到图书馆苦读，在学习上有了一些进展。后来欧洲战云密布，卡拉比一家决定远赴美国。当初也只做暂留的打算，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结婚，婚后我回到意大利参加论文口试，获得了学位——刚好及时在1939年8月前往美国。

当1939年9月我们抵达美国时，大战正好爆发。我们登岸之后，就知道要在这里待上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到处找工作以维持生计。我开始销售意大利文与其他外文书籍，但仍未忘情于经济学，希望能继续这方面的进修。结果我又很幸运地获得了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奖学金。这是一个聚集欧洲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心，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都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对我意义特别重大的是马尔夏克（Jocob Marschak），彼时他刚从英格兰抵达美国。他不只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优秀的老师，私下也是一位独特而热情的人。他视我为入门弟子，同时一开始就建议我：如果想成为有一席之地的经济学者，一定要钻研数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找个并没有受过数学方面训练的人，甚至还有些排斥感。他建议我选修数学及统计学方面的一些课程，这些知识在往后我撰写论文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师切磋

那时是1939年。凯恩斯的《通论》可以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议题，另外就属熊彼特有关景气循环的研究。我们学校里有针对他们两位理论的专题研讨，内容非常有趣。当然，那时我们正逐渐走出经济大恐慌的阴影。凯恩斯让你觉得，造成经济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经被他所了解，未来也将可以避免再度发生。因此和凯恩斯理论相关的研究讨论，确实让大家兴致高昂。马尔夏克还邀我参加在纽约召开的一场研讨会，由来自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朗吉（Oskar Lange）所主办。与会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马尔夏克之外，还有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库普曼及瓦德等。遗憾的是，马尔夏克在时任芝加哥大学专职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于1941年离开了新社会学院，前往该校任教。不过当时我已经上了轨道，而且就在马尔夏克离开之后，另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勒纳来到新社会学院。

我和勒纳有过数次严肃的讨论。虽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却总认为他把《通论》的涵义给过度简化了。他所接受的凯恩斯理论，只局限于某些我看来并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资的僵固性及货币需求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的流动性偏好——会导致“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基本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任何冲击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而且并不存在可以恢复的稳定均衡。我认为勒纳对这个观点相当坚持，从而认定财政政策是促使经济稳定的惟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余或赤字，则是消弭冲击的惟一方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度简化了凯恩斯理论，因为这只代表了凯恩斯体系中的状况，而不是常态。为此我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表现为一篇于194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为《流动性偏好以及利息与货币理论》（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时，我也开始了第一份教职，那是在纽约通勤距离内的新泽西女子学院（New Jersey College for Women）。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当时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不少人由大学转到华府任职。这项职缺只有一个学期。我常喜欢告诉现在那些年轻同仁当初我担任的课程—一学期有四门课，包括两个班的经济学、一个班的统计学以及一个班的经济史。除此之外，我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一门课。结束了新泽西女子学院的教职后，我转往当时仍隶属于哥伦比亚大生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在那里，我完成了1944年发表的有关流动性偏好的论文，随即引起各界相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