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的学生相当优秀，其中有些成为杰出的经济学者，许多还成为至今依然保持联系的好友。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友谊与交往，堪称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学在这方面就相当欠缺，师生的关系较为淡薄。有些学生协助我改进英文（1942年时，我的英文还有点生涩），也帮我编辑论文。

崭露头角

现在谈谈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赫维兹（Leonid Hurwicz），他是一位相当被看好的年轻经济学者，后来我们曾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为好友。该篇论文发表时，我还相当年轻，由此成为受到各方肯定的经济学者，同时意外地在1949年膺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该篇论文的主旨在于阐明，除了在工资绝对的僵固性这个可疑的假设之下，凯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论的路线而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会全面瓦解，或许当年经济大恐慌发生时就是如此。这些特殊状况不应该被视为常规，而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主要的稳定工具应该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就是该论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学院的教职生涯，因为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而告终。其实，我更早就该接受应召入伍，只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刚出生——小孩在当时可说是价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将入伍之际，征兵委员会又通知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还没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过了。不久之后，战争即告结束，我则接到重返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聘书。

我在该校有双重职务：一是担任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研究员，另一则是在新社会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专案，是和内舍（Hans Neisser）合作，设计世界经济的大型（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计量经济模型，以显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关联。当时，最强的计算工具还只是电子计算机而已；因此，这项专案研究可以说是颇具野心。不过，至少我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构架，日后被许多类似专案当做指引或观念的来源。

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对储蓄的研究极为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切呢？因为当时有储蓄过多这个观念，而在凯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储蓄过多，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衰退。凯恩斯的追随者主张，储蓄是由所得决定，而且当所得增加时，储蓄占所得的比例也跟着上升，也就是说，假如你愈有钱，你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部分也跟着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预期战后所得会上扬，那么按照上述说法，储蓄比率将会愈来愈高，因此我们便不免要怀疑，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投资机会能够来吸纳这些储蓄。

我并不相信储蓄率将会一直持续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试着证实储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趋势。我的研究发现，储蓄受到特定期间个人绝对所得的影响较轻微，反而是个人所得相对于其惯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对储蓄的影响较为重大。在同一时间，哈佛大学的杜森贝利（James 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讨同样的想法。我们所建立的理论，现在称为杜森贝利-莫迪利阿尼假说。

向哈佛说不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略带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照办，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阿尼，我们有像杜森贝利、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水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我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的。”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该校一项名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