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黄兴离开东京回国以后，蔡锷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家乡湖南的动静，期待着黄兴等人起义成功的消息。转眼到了1904年10月，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顺利地通过考试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考试共分军事、射击、兵法、骑术、操练、测绘以及地理、物理、算术、日语等十门课程。在一百七十多名毕业生中，中国留学生蒋方震、蔡锷、张孝准分别获得总分第一、第二和第五的好成绩；这一结果令所有日本学生对支那国刮目相看，他们三人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为了庆祝蔡锷等人毕业，杨度以留日学生会干事的身份，组织大家一起出游了一次。

东京芦野公园的湖水，是那样的清澈湛蓝。阳光照耀下无边无际的樱花之海，泛出一片浅红色和银白色光晕，湖光山色都被它照亮和染红了。行人脸上荡漾着温和的微笑，少女们穿着鲜艳的和服来来去去，赏花者谈笑歌舞，或在花海中席地而坐。

一棵樱花树下，杨度忽然说，“我想起一首诗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你知道是谁写的？”蔡锷说：“当然知道。他是我们留日学生的前辈，也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诗人苏曼殊。这两年，听说他去了爪哇。这首诗抒发的是一个‘忧’字，苏曼殊一生，都是在这样忧国忧民的忧患中度过的。”

杨度怅然道：“对。他向往国富民强，痛恨洋奴国贼，又苦于找不到一条光明之路，于是就把一腔抑郁愤懑，都付与满地落花。”

正说着，身穿和服、眉宇间有一种飒飒英气的秋瑾也走过来，坐到杨度、蔡锷旁边。

“我前些年就听说，湖南邵阳有个神童蔡松坡，在几千多考生中名列第一，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亲自录取……”

蔡锷连连摆手。“秋姐，那没什么，了不起的是您，我听说您是卖了首饰，不顾家人反对，自己到日本留学来的，这样的事，就在维新后的日本，也还没有先例！在我们中国，您更要算第一人了吧？”

秋瑾说起话充溢着一股豪气。“中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女子难道就不是中国人，不应该起来奋斗吗？”

蔡锷忽然想起一事。

“秋姐，听说变法那年，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时，您也在湖南，您和谭先生他们认识吗？

秋瑾说：“怎么不认识？我与谭先生的夫人李闰大姐还是结义姐妹呢！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女学会，号召女子不缠足，是经常来往的。”

蔡锷想起谭嗣同，不禁神情有些黯然。他说，“现在想来，谭先生是天底下最务实的人，却在戊戌年间务虚了，以为一死可以尽收全效，以为血的警示从此镌刻在神州大地，岁月的风雨再也无法将它强行擦去……他未免太天真了，太乐观了。”

秋瑾说：“我倒不这样看。他本是七分侠士三分佛子，把生命看得比任何人都重，又比任何人都轻。”

杨度也怅然地说：“我经常怀念他们。我觉得，戊戌政变最可惜的，就是牺牲了谭先生这样难得的英才……”

秋瑾又对杨度说，“杨先生，我听您的大名很久了，今日才有幸见到。访真命天子，用帝王学说，成一世英名，强华夏民族。听起来真是震聋发聩。今日见到，不胜荣幸。”

杨度自谦道：“浪得虚名，没有干过什么实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