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地倚边塞长城，自古兵燹频仍，民不聊生，致使人们重武功而轻文治，读书习文者寥若晨星。据旧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县境内有文进士3人、举人10人、贡生12人、武进士5人、武举22人。清康熙十一年（1672）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有拔贡2人、例贡5人、贡员113人。民国初年，全县各类学校毕业生亦仅有大学生4人（含留日学生1人）、省高等学堂学生3人、师范生5人、军校生6人、中学生27人。

生长在这样一个“风气窒塞、人文学风向无可传”的偏僻之地，高岗的命运似乎很难与黄土高坡之外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龙镇小学旧址

然而，当过驴伢子的高仲来终究比刨黄土的乡亲们来得精明。1915年冬，高岗10岁时，他把高岗送到了武家坡读私塾。1918年，高仲来又作出了一个改变高岗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让高岗兄弟俩到龙镇小学读书。

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的老师叫赵相林，高岗的官名高崇德及哥哥高崇义的名字都是他们到龙镇小学后其父请赵相林给起的。据高岗的同族侄儿高生买介绍，高岗小时虽然顽皮，但头脑还是比较聪明，比他哥哥高崇义学习要好。

1998年9月，笔者在高家沟村邀请几位70至80岁的老人召开了一个了解高岗情况的座谈会，听到了一件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有些联系的往事：

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老师是龙镇赵家庄的赵相林。赵先生多次批评高岗调皮，说他将来不会有大出息。结果，新中国成立后高岗当了“东北王”，而赵相林却因开小煤窑赔了钱而陷于窘境。于是，新中国成立初赵相林跑到了东北请求高岗给予帮助。高岗当时没有答应赵的请求，但当赵回来后，高岗托人在事先没有告知赵的情况下，给赵送去了四万斤小米。

本书没有必要评价高岗送赵老师小米一事的其他含义，但如果此事属实，至少说明高岗在龙镇小学读书时也并非循规蹈矩的读书郎，否则不会三番五次地遭到赵老师的批评。

由讨饭娃娃到读书郎，虽然高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十几岁的高岗仍然是个孩子。然而，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即使是不谙世事的孩童，也要肩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

1921年，年仅16岁的高岗在父母的包办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高岗的原配夫人杨芝芳，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村一个贫农家庭。杨家印村与高家沟村相距仅十几里路，但婚前二人并未谋面。据杨芝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填写的一份表格中介绍，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下：

革命前有土地22垧、土窑5个，这是两家的。土地分开种，有毛驴一个，常是不够吃穿。1948年5月，我大哥家饿死几口人。

生长在那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村，杨芝芳没能避免被缠足的命运，也不会有去学堂读书的权利。与高岗完婚后，高岗仍去龙镇小学读书，杨芝芳则在高家承担起了家务。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自己男人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高岗没有投身革命，杨芝芳也许很难走出横山县；如果高岗没有在投身革命后又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杨芝芳也许不会在自己事业的辉煌时期被迫离开高岗；如果……

1930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岗回到了高家沟村。高岗回家后，帮助丧妻的哥哥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与杨芝芳一道，抱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高家沟村。

1999年1月5日，94岁高龄的杨芝芳老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材料，开头的一段讲述了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些情况：

我叫杨芝芳，陕北米脂人，是高岗的前妻，15岁由父母包办与高岗结婚的。1926年高岗投身革命，与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创建陕甘宁边区。受他们的影响，我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于1930年也参加了革命。起初，我当红军的交通员，送情报。尽管我的身体条件不好（裹脚），但是，我还是努力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当时我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立即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让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负责培育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和全院教职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孩子们，历尽艰险，辗转西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当年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经过培养，送往苏联学习去的。

杨芝芳是1935年7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经徐长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1935年4月至1938年3月，她先后担任安定县女工被服厂厂长和延安妇女商店主任。1938年4月以后，杨芝芳主要在延安从事儿童保育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0年1月27日，笔者再次拜会了杨芝芳老人。时年95岁的杨老仍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神态安详。为了回答我们的询问，老人将她于1982年口述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材料中关于她率领延安保育院辗转西北战场的叙述，使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情景：

“1941年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政府保育科当科长，1943年还当过一年边区妇联的副主任。1946年11月，因保育院院长黄杰同志要随徐向前同志一起离开延安，边区政府又调我到保育院当院长，接替黄杰同志的工作。这次回到保育院，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全院人员撤离延安，实行转移。1月7日，边区政府命令保育院在三到五天内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接到这个命令后，全院工作人员就日夜为孩子烘干粮。孩子们是分四批走的，分住在七个村子里。在瓦窑堡住了两三个月，到1947年3月，保育院又开始了新的转移。这时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分做两路。随中央走的一路有七八十个孩子，由总务科长刘景田带队，到河北去。留在边区的一路有八九十个孩子，由我带领，继续向北转移。途中大孩子走路，每人带三个鸡蛋、一个缸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小孩子动员老乡背。协理员带队，指导员前后跑着照护，我和秘书压后，保教科、卫生科的全体同志紧跟孩子们在一起。保育人员是很辛苦的，晚上要照顾孩子，不能很好地休息，白天还要紧跟孩子，寸步不离。我因为是小脚，长途行走很吃力，组织上照顾我，给我拨了一匹战马，但我看着孩子们走得疲乏的样子，怎能忍心骑马呢，这匹马就专门用来驮孩子、带行李。‘一切为了孩子！’这就是我们全体保教工作人员的信念。有的同志在敌机轰炸时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孩子，有的同志为了不让孩子掉队，扔掉自己的行李背着孩子前进。就是在行军间隙，她们还抓紧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于1947年5月2日过了黄河，到山西离石县碛口镇王家沟村住下来。这时晋绥边区政府已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电报，他们除表示欢迎外，还供给保育院的全部生活所需。有一次，我去给晋绥边区负责同志汇报工作，途经贺龙同志驻地时我进去看望他，他当即给我们保育院六七枝枪，还有一些子弹，让我和协理员带回去，并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1948年延安光复后，保育院又回到了延安。我们这次历时近20个月、行程1000多里，实现了孩子们安全转移。当许多家长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探望自己的子女，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活泼健壮时，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说：‘想不到孩子长得这么好呀！’”

杨芝芳是新中国保育事业的奠基人。她从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成立到新中国诞生，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儿童，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成了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她于1954年春调到东北，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机关幼儿园主任。1955年西北保育院改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她又回到西安任保育院院长，一直到1978年离职休养。

1986年，组织上安排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到北京市海淀区老干局干休所安度晚年。2001年5月1日，老人家在北京304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6岁。

杨芝芳与高岗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小名“海潮”，生于高家沟村，三岁时因病死于延安。二儿子名高毅，小名“老虎”，1930年生于高家沟村。1939年，高毅随同周恩来去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学习七年。1947年，随同王稼祥等由苏联回到哈尔滨，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一批干部去苏联留学，高毅同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等21人一道，再次赴苏学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工程系学习建筑。1952年回国，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次年，与宋丽达结婚。1960年，为照顾老母，举家由哈尔滨迁到西安，先在四○三厂工作，后因“清理阶级队伍”，去了咸阳纺织器材厂。1979年，经王震同志批示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