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岗的军旅生涯中，既有“赤臂战劳山”的英雄传说，也有“临阵逃脱”的不光彩记录。

所谓的“临阵逃脱”，就发生在1932年6月的临镇战斗中。

193１年1２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决定将党领导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盟军下设一、二两个支队，师祝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１９３２年１月初，同盟军来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一边进行整编，一边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

但是，同盟军在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因此，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谢子长下令突然解除了二支队的武装，然后就宣布二支队解散，刘志丹也被软禁。

这就是后来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嘉塬事件”。

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

2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省委常委李艮接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兼队委会书记。然而，李艮因故并未到职，省委又派省委书记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前来部队“视察”。

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在教条主义地执行“左”倾盲动政策，对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朝令夕改，不讲实际。

在杜衡来到部队之前，部队曾经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钦差大臣”杜衡来到部队后，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在不作任何调查就草率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后，杜衡又回到了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的报告。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6日和7日，分别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和《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

《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卷），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44、54页。

《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则提出：

“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提出：

陕甘游击队应“迅速回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即杜衡）同志任书记”。

信中还提出要成立正式红军，请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

4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给陕甘游击队发来指示信，继续批判游击队“现在还坠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你们的错误还没有根本了解”。

4月中旬，杜衡又代表省委，和刘志丹、黄子文一道，来到陕甘游击队的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

部队改编后，高岗在刘志丹麾下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陕甘游击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虽然中央同意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战的游击队还不可能按照“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主观愿望来战斗，况且上级领导的决议也是在不断地变化。5月10日，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

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

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逃脱”案。

高岗“临阵逃脱”后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5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在谈第九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时，提供了高岗后来的下落：

6月3日傍晚，先锋队（九支队的前身，笔者注）在延长县沙滩坪附近梢沟村宿营。当时细雨濛濛，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还未吃饭前，我正在调理伤口，突然有个人进门来，问：你们是否老师家的人（师祝杰，鸦片烟保运局的保镖头，手上有30多条枪）？众人回头一看，那人身穿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即刻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们的支队长阎红彦，五支队二大队长高建章（高岗的化名），我是中队长。今天凌晨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败，我们在找大部队，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我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他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二十一支枪，高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我们先锋队里的经理处长党益三1928年到1929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我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木套枪和皮子弹袋来了。他们讲的与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他们还说，他们下午在后面一直跟了我们一下午。高岗下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富县、吉子砚打仗，在英旺镇消灭了高双成一个营，临镇打了一仗，估计没打开。

当时，我们也想找刘志丹，我们那时有四十多条枪，六七十个人，大部分是徒手，多半是大刀、长矛。他们动员我们去找大部队，我们也愿意一块联合行动。于是，把自来得枪还给了高岗，把我们先锋队编成两个中队，他们十九个人编成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高岗随先锋队司令部一起行动，并任先锋队总指挥。

我们大队从临镇以南往下，赶了几天，高双成派两个营又追我们，我们决定经南泥湾、延安南三十铺、高桥川绕过安条岭到保安瓦子川再到合水太白去盘克塬找刘志丹。因我的枪伤未愈，决定留在延安县城南三十华里的三十铺红市沟养伤。红市沟老乡均是横山下来的移民，很好，高岗认识。于是，高岗和先锋队参谋长带队向盘克塬方向去了。

高岗带部队经过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马步踏河，翻越杜甫川到达延安西川的高桥镇，一路上打击地主民团，没收地主粮食，抓土豪劣绅，筹经费，开仓放粮，并缴获十来条枪和八十多匹骡马，平均每人一匹马。刘志丹想成立骑兵，高岗就准备带马回去。这时，敌人在延安的驻军二五六旅得知了我军行动，即派一个营追了上来。保安县民团也集中一百五十余人，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部队进到安条岭的深腰，山岭上的敌民团首先开枪，正好打在后卫部队。马怕枪，往后便跑，冲散了尾随之敌，部队乘机躲进树林隐蔽撤退。高岗听到枪声后，放弃指挥，一人向右侧逃脱了。

高朗亭：《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创立发展情况》（1983年5月25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能如此详细地叙述高岗临镇战斗后情况的人，看来只有高朗亭了。从高朗亭的叙述中又不难看出，高岗在临镇失守后，既没有投降，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收拾残部，继续在战斗中寻找大部队。虽然高岗在安条岭战斗中又一次“逃脱”了，但在后来的叙述中读者们还会看到，在当年那种革命力量弱小、战斗异常复杂惨烈的环境下，部队被打散、领导人频繁更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1981年6月3日，同样参加了西北根据地创建的王世泰说了这样一番深有感触的话：

我到陕甘游击队的那一年，一连撤过四个总指挥。开始，撤了谢子长，刘志丹当总指挥，撤了刘志丹后，阎红彦当总指挥，撤了阎红彦后，总指挥又是老谢。那时，谁当总指挥，打胜仗都不说，但打一次败仗，就被撤下来了。这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领导水平，实际也是时代条件问题。《访问王世泰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8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