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条岭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打散，高岗腿部负伤，只身一人拄着一根树棍来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之后又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处躲避养伤。后又辗转数日，于1932年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

由于高岗对临镇战斗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给予高岗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这是高岗的第一次被撤职，而此时的陕甘游击队，也正处于连续失败的艰苦时期。

临镇战斗后，陕甘游击队转入韩城县境，打算在韩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韩城位于关中和陕北之间，是进出潼关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战略选择而言，落脚此地建立根据地并非上策，因为敌人绝不容许在此战略要地形成革命根据地，必然疯狂地进行“围剿”。果然，6月下旬，敌人派出重兵，向游击队据守的禹山、香山阵地发起了进攻。虽然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顽强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过半，被迫放弃阵地，退入桥山。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又遭敌人拦截，部队被打散，及至退到正宁县梁家堡时，全队只剩下200余人。

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6月底，部队在梁家堡召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主张就地坚持，以正宁为中心，依托桥山，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还对游击队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阎红彦为总指挥，并决定全军编为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

高岗正是在梁家堡会议后回到部队的。高岗归队不久，即被调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

1932年冬，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高岗奉命来到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的部队进行了联络，并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将陕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1933年春，高岗奉命来到了陕西省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协商起义事宜。

王泰吉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春率部举行了麟游县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并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捕入狱，后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先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和骑兵团团长。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的领导下，

贾拓夫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刘映胜)任党代表。

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时，高岗已经回到了陕西省委。1933年7月28日，高岗与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不妙，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趁乱跑开脱险。

这次西安脱险，是高岗传奇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后来也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版本。但最为可信的，是当事人贾拓夫在当时的回忆。

1933年11月13日，贾拓夫就陕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叙述到“福盛楼事件”时说：

当时省委经过两次破坏，机关都没有健全起来，一时找不到可以开会的地方，秘书处、军委与我的地方都不能开会，最后决定到饭馆去开。开会是岳栋（即萧章）、励君（即杜衡）、高麻子（即高岗）连我四人。当我们进饭馆去，高麻子即发现有一人旋即出去，也不注意，并未对我们说。继而经半点多钟，先前进那人与另一人又进来在我们前面经过，在另一桌坐下没有三分钟即出去，而且特别注意励君。当时我们已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但没有即时离开，仍继续报告。不多时，彼两人又进来，我们才断定是侦探，于是决定马上离开到另一地方去，决定他们三人先走，我开账。岳栋、励君先出去，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我走到前门开账时，发现街上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方向，而且听到哨子声与汽车很杂乱的声音。我到门口一看，那两个人正抓着岳栋与励君，我立刻乘他们捕人慌乱之际跑出来，这时高麻子也跑出来了，我们俩幸逃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155—156页。

高岗“幸逃脱”后干什么了呢？

贾拓夫在这份报告中继续说：

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

“高饶事件”发生后，贾拓夫还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谈到过这次“福盛楼事件”：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回到西安。高岗在做了王泰吉骑兵团的哗变工作后也回到省委。一天，萧章、高岗、杜衡和我去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借吃饭的机会召开省委会议，会议准备讨论义勇军（王泰吉部兵变后准备成立义勇军）和杜衡的工作问题。但会议刚开了一半，敌人就来捕人（因陈建文叛变告密，敌人发现了我们），结果萧章和杜衡被捕，我和高岗逃出。我在逃出后，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西安党的工作，义勇军和二十六军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二十六军；我把西安的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与中央接关系。

在这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回忆材料中，贾拓夫还认为：

高岗能爬上去，有三个关口，一是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起了些作用。高岗去陕甘边是代表省委的，这事我去上海时向中央报告过。二是1937年苏区党代表会议，那时高岗的地位已开始形成。由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使许多同志含冤，高岗代表了一方面，得到了大会代表的拥护，在选举边区书记时，高岗得票最高。三是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会议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贾拓夫同志谈陕西党史问题》（1982年4月4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虽然“爬上去”的用语带有特定年代的色彩，今天看来未必恰当，但贾拓夫认为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去了陕甘边是其后来高升的转折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不仅仅是“起了些”作用，而是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言人自居的重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