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不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14日还参加了大会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几次在讨论中插话发言。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在大会上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会议做了传达。

会议期间，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任弼时就几个问题的意见、林伯渠就简政整改问题、贺龙就整财问题、谭政就整军问题分别做了报告，朱德、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会议的最后两天，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作大会总结。

这次近三个月的会议共分三个阶段，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会议于10月19日开幕后，21日即由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要求用整风的精神来研究边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大会主席团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转变为大会讨论。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阎红彦、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边区老干部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在会上做了检讨。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长篇报告，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

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在思想上、政策上以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高岗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关于整顿政府的报告，陈正人做了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代表结合这些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民众团体并列的观点，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有70多人在会上发言，普遍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第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第二，更加紧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第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

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大会的最后一个月主要研究当前的工作与任务，毛泽东为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书面报告中的指示，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高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22位生产模范授奖，各奖毛泽东同志题字一幅；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各奖奖旗一面。

这次会议所讨论解决的三个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为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阶段——高级干部再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1943年高岗在延安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该决定说：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三万多字，分六个部分：

（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

（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

（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

（四）肃反事件；

（五）肃反事件以后；

（六）结论。

报告的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点结论：

（一）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报告认为，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建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三条路线的斗争中，主要是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二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农村为主；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幻想革命一下子就在全国胜利；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否认客观事实，认为革命力量已占绝对优势，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革命武装的惟一正确的战术；第二，不了解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山村；第三，不了解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

再次，在各种社会政策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等等；第二，完全不懂得同盟军问题。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以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第三，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的政策；第五，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第六，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相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荫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是完全不正派的。

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地拉拢，反之则严厉打击。

（二）“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报告认为，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不是本地特有的现象，而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

其次，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

（三）革命家的品质

报告认为，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他们是一切从个人出发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他一贯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地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我们应当把刘志丹同志作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四）思想斗争问题

报告认为，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以错误路线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达到打人之实；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是通过思想斗争，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目前党内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

（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报告认为，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地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从高岗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报告中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根源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论述，几乎就是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相关内容论述的翻版，与后来所召开的政治局1943年“九月会议”上对“左”倾机会主义的论述也基本相同，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词，也都大同小异。这表明，高岗在这次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经中央审议后同意的。

正因为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化”，才使这次会议成为在全党彻底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