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也有其不足，主要是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过于追究个人品质问题，批评犯错误同志的语言、方式也过于偏激。

西北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重灾区，朱理治、郭洪涛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确实是严重的。一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的老同志在高干会上言词比较激烈，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错误是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仍然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如果对其简单地全盘否定，归结为品质的极端恶劣，不但不利于深刻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公正的。特别是作为中央的决定，就更应该慎重。然而，不但高岗在报告中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也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

从会议记录可知，在大会讨论时，也出现了“大批判”的场面。朱、郭等人在大会检讨时，不但要经常回答代表们的各种不乏过分责难的提问，而且座中经常有人大声呼喊：“要老实回答!”

西北局高干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不足，反映出如何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比1941年的“九月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原准备开五次会议，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

高岗与西北局部分干部在延安

胡乔木认为：

这次会议

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上和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要比1941年“九月会议”尖锐，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有时也紧张一些。这是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特点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2、298页。。

这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还是比较注重追究“左”倾错误路线的个人品质问题的，也曾出现了“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②。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也发出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认为，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一直到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在回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还坚持认为“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并且“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1944年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最后时期，也开始纠正此前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2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如何认识“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对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对陈独秀与反对李立三的斗争，那是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地讨论但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页。

很显然，在一年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党对如何认识“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尚未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偏差，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对于会议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高岗是1945年11月来到东北黑土地的，此时的高岗刚满40岁。

按照孔夫子的理论，40岁是人的不惑之年。该懂得的已经懂得了，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也可以独立思索和解决了。

然而，共产党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活动的，形势发展的呼唤，组织上的安排，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黄土地上生活、战斗了40年的高岗可能事先并没有想到会来到寒冷的黑土地开创新的事业，但当这片黑土地成为国共两党谁主沉浮的关键因素时，不但组织上需要高岗赶赴东北，高岗本人也挡不住这片黑土地的诱惑。

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岗由黄土地到黑土地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虽然高岗在黄土地上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但他事业的巅峰，还是在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

不过，世事难料，祸福相依。后来的事实还证明，高岗由黄土地到黑土地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