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国际形势，不只是儿童，所有人关于三十年代的记忆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但是，我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对国联的软弱表示不安。另外，１９３５年阿比西尼亚遭意大利入侵时，国联也没有能够给予援助。我们当时对那些独裁者们极不信任。

当时，不管是对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了解得都不多。但是，与当时很多思想保守的人所不同的是，我父亲强烈地反对一些佛朗哥的支持者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必须支持法西斯政权，因为它是打败共产主义者的惟一办法。父亲相信，自由社会比上面这两种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就对此深信不疑了。在宣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知道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在电影院观看新闻短片时，我对褐衫党集会时那种大摇大摆的样子感到非常厌恶，而且很不理解，他们与我们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温文尔雅和自律截然不同。我们在阅读中还了解到大量有关纳粹政权所做的野蛮和荒谬的事情。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与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前景并不可怕。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应该努力避免战争。在我们的阁楼上有一个大箱子装满了杂志，杂志上有一张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照片：一队英国士兵被介子毒气弄瞎了眼睛，正排队走向急救站，每个人都把一只手搭在前边人的肩膀上，由最前边的人领路。我们一方面怀着最美好的愿望，一方面也做了最坏的准备。早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也就是召开慕尼黑会议的时候，母亲和我就出去买了许多材料以备防空遮蔽灯光时使用。父亲也投入了大量精力组织镇上的防空。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ＡＲＰ”代表“阿尔夫·罗伯茨的炼狱”。由于组织防空耗费了他太多的时间，他再没空干其他的事情了。

三十年代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神话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热衷于支持绥靖政策的是右翼势力而不是左翼势力。我有这种感觉并不只是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倾向右翼势力的家庭，我还记得甚至当德国人已经进入捷克首都布拉格时，工党确实还在投票反对征兵，这一点我永远都无法忍受。但是不管怎样，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当时倾向于绥靖的气氛是那么的浓厚，因此实际的政治道路选择是很有限的。

这个问题的影响面在１９３５年的大选中表现了出来。我当时才十岁，也正是在这一次大选中，我第一次涉足政治。事实很快就表明，我们家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家庭。除了之后包含的严肃的责任感以外，政治也充满了乐趣。我当时年纪还小，还不能为我父亲竞选镇议员做宣传拉选票。但是，我也分到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鲜红的竞选小传单折起来——这些传单上印着称赞保守党候选人维克托·沃伦德爵士的话。传单掉色，把我潮乎乎的手指都染成了红色，于是有人便说：“那是沃伦德夫人的口红。”维克托爵士重新当选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丝毫的疑问。选举当天，我被分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不停地往返于保守党委员会的办公室和投票站（设在我们学校里）之间传递信息，告诉他们谁投了票。尽管我们所得的多数票从一万六千张锐减到了六千张，但我们的候选人最后还是赢了。

我当时还不理解选举中有关重整军备和国联问题的辩论，但那次竞选赢得异常艰苦，除了要面对那些“为和平投票”的狂热分子的反对以外，还有阿比西尼亚战争这一背景。后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经常与其他保守党人激烈地争论鲍德温在竞选中是否误导了选民，以及他是否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没有告诉选民国家当时面临的危险。事实上，如果不是国民政府在那次选举中重新当选执政，根本就不会有加快重振军备的进程的可能性；如果工党上台，他们很可能会做得更差。国联也不可能阻止大战的爆发。

与许多反对绥靖政策的人一样，我们对１９３８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但在当时，保持中立而不被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们当时对希特勒政权及其可能的意图已经知之甚多了——我们家尤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希特勒当时已经取缔了德国的扶轮社，而我父亲则一直认为，这正体现了扶轮社的价值，是它得到的最高奖赏之一。我们得知，独裁者们不会再容忍类似伯克的“小分队”这样组成文明社会的志愿者组织的存在了，也不会再容许法律之下的个人权利了。若契医生是个德国人，也许是镇上最好的医生了。他从德国得到许多消息，并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父亲，而父亲回来后又与我讨论这些问题。

我只知道自己对希特勒的看法。我们家附近有一家卖炸鱼片的小店，我常去那里买全家星期五的晚饭。买炸鱼片的队伍总是一个很好的辩论时事的场所。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希特勒，有人说希特勒至少让德国人有了一些自尊，而且让德国的火车能正点行驶了。我激烈地反对这种观点，这让那些比我年长的人非常震惊，而且无疑是有些恼怒了。女店主也笑着说：“哦，瞧，她总是在不停地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