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对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尤为清楚。我们学校鼓励学生找一些外国学生做笔友。我的笔友是一个法国女孩，名叫科莱特。哎，可惜我没能与她保持联系。我姐姐穆里尔的笔友是一个奥地利犹大人，名叫伊迪丝。１９３８年３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伊迪丝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他非常清楚地预见到事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于是给我的父亲写信，问我们是否能够代为照管他的女儿。我们既没有时间——必须经营商店，也没有钱来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我父亲得到了格兰瑟姆扶轮社的支持，于是伊迪丝来到了我们镇上，轮换着到我们家的各个亲戚家去住，直到后来她到南美洲去与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她那时十七岁，个子高挑，长得很漂亮，穿着也很讲究，一看家里就很富裕。她的英语也讲得很好。她告诉我们，在一个反犹太政权下犹太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讲述的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说犹太人被强制去擦洗大街。

我们希望看到希特勒的邪恶能够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哪怕是通过战争的手段。从这一点来看，《慕尼黑协定》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慕尼黑协定》，英国在捷克问题上犯了一个大错，成了德国的同谋。五十年之后，当我作为英国首相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联邦议会讲话的时候，我对他们说：“１９３８年，灾难性的绥靖政策允许希特勒夺去了你们的独立，是我们辜负了你们。虽然丘吉尔很快就废弃了《慕尼黑协定》，但我们仍然对这一羞耻没齿难忘。”如果英国参与出卖其他国家的领土，那就是它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时我们也都知道，当时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准备要打一场大战，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处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战争几乎是一触即发，所以当宣布危机得到解决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可以不打仗了。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国的宣传欺骗了，真的相信希特勒是在保卫受捷克人压迫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另外，如果那时候开战，我们将得不到大英帝国所有属国的支持。１９３９年３月，德国接下来又分拆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这才最后让几乎所有的人都确信绥靖政策的确是一场灾难，要想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必须要打仗，而且已是迫在眉睫了。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工党在接下来那个月里仍然投票反对征兵。在格兰瑟姆镇，这种反战的情绪也非常强烈：许多卫理公会的教徒反对１９３９年５月政府的征兵行动。而且，一直到战争爆发甚至爆发以后，和平主义者们还在镇上举行集会反对战争。

不管怎样，战争还是很快就降临到了我们头上。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入侵波兰。英国给德国发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人在９月３日上午十一点之前撤兵。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守在收音机旁，急切地等待着新闻节目的播出，这是记忆中我在童年时期惟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但是希特勒拒绝撤兵，而广播也现场播出了内维尔·张伯伦从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发表的关系国家命运的讲话，告诉我们英国宣战了。

到这时，我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为什么会最终发展到这一步。父亲每周都要从图书馆里借两本书，一本是“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读；另一本是小说，给我母亲看。结果，我发现自己读的书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都不读的。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了——任何关于政治或者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迫近的夺权斗争》。这本书在１９３２年第一次出版，主要内容是当时很新潮的对共产主义的分析，并且预言资本主义很快就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书是激动人心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书。

但是，无论是我的本性还是成长的家庭环境都决定了我是一个“忠实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再多的左翼书籍，也不管听到多少左翼的评论，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我这样坦承地供认可能不太时髦。尽管我在政界也有些了不起的朋友，而他们在内心里对自己应持的政治立场及其根据也常常怀疑并因此而感到痛苦，尽管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的政治信仰之后的哲学背景，但我对自己的思想一直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就这一点而言，现在我可以说自己可能确实与常人有些不同。在整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主导政治进程的是左翼，尽管丘吉尔领导的政府在战争期间对此有所掩盖。这个时期出版的许多书都能证明这一点。左翼用绥靖政策来批判右翼，这种做法非常成功。其中最著名的有维克托·戈兰茨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即所谓的“黄书”俱乐部。其中有一本名叫《罪人》的书影响特别大，是与迈克尔·富特合著的，作者化名“卡图”。这本书是在１９４０年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不久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