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查德·希拉里不同的是，经历过大战的一代人都有这样一种愿望，即把所有的事情再恢复正常，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后来，在与年龄较长一些的政界同事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那些参加过大战的人在战前和战后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人们经常觉得难以理解的是，深受战争影响的不是那些亲身参加过战争的人，而是像我这样当时年龄已经不算很小、已经能够明白战争中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通常是严肃的一代，但是，当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战争对我们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许多人认为从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国家必须在国民生活中起到首要的作用，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要像在战时那样唤起一种集体努力的精神。对此我从来都不以为然。

我吸取的“教训”与此截然不同。首先，格兰瑟姆镇的人们在战前的生活方式很好，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镇人共同塑造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其次，既然像德国这样有教养的、笃信基督教的发达国家竟然也能落入希特勒的魔掌之中，所以就不应该对文明持想当然的态度，也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不断维护他们的信念；再次，我得出了一条显而易见的政治结论，那就是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战争。这种政策源自那些怀着美好的愿望但却判断错误的人们，如格兰瑟姆镇上那些信奉和平主义的卫理公会的教徒们，以及那些坏蛋们。不管面对的是大事还是小事，都离不开直觉的常识判断；最后，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有这样的爱国信念，即有了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领导人通过无线电广播对全国的领导，英国人民肯定能够无往而不胜。

在１９４３年我去牛津上学之前，我们家在格兰瑟姆小镇过的战时生活与其他无数家庭的生活肯定是非常相似的。在军人服务社等场所总有各种志愿工作要做，我们的心系着前线，我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每一条能够得到的消息。我们自己虽然稍微安全一点，对此也充满感激之情，但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但是，我们也遭到了轰炸。我们镇一共遭到德国二十一次空袭，共有七十八个人丧生。镇上生产军火的工厂——１９３８年搬到镇上的英国制造与研究公司是一个明显的轰炸目标，正处在大北路和北部铁路线交汇的地方——而我们家离铁路线只有不过几百码的距离。我父亲晚上经常出去值班以防空袭。一有空袭，我们就爬到桌子底下躲避——我们没有室外的防空洞，因为我们没有花园——等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后再爬出来。有一次，我正和朋友们带着防毒面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人高喊德国飞机来了，我们立即飞奔到一棵大树底下躲避。１９４１年１月我们镇遭到轰炸之后，我问父亲我能不能去看看爆炸造成的破坏情况，可他不让我去。在那次空袭中，有二十二个人被炸死。姐姐穆里尔夜以继日地在伯明翰的整形外科医院工作，我们非常担心她，因为伯明翰遭到了严重的轰炸。

实际上，格兰瑟姆当时起的作用比我知道的要重要得多。隶属于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轰炸机第五部队就驻扎在这里，而许多轰炸德国的计划就是在哈罗比大路旁的一幢大房子里制定出来的。军官们就在埃尔默街的埃尔姆餐厅里吃饭，我上学时经常路过这里。达姆巴斯特式飞机从格兰瑟姆附近起飞——我父亲曾经遇见过他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盖·吉布森。我一直认为哈里斯的轰炸机部队——在战争初期驻扎在格兰瑟姆——没有得到足够的荣誉。我还记得温斯顿·丘吉尔在战争结束时写给哈里斯的信：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轰炸机部队单独承担着把战争引入德国本土腹地去的任务，给欧洲被占领区的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使敌人感受到了正在起来奋勇抵抗他们的人民的强大力量。

你们所有的军事行动都经过了巧妙细致的策划，执行任务时你们也遭遇了垂死的抵抗和惊人的危险。你们的行动为最终打败德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你们的军事行动体现了皇家空军烈火般的豪气，以及在你指挥下各级指战员的高度的责任感。我相信，轰炸机部队取得的巨大成就将会被作为出色完成任务的楷模而永载史册。

温斯顿·丘吉尔

在大战的那几年，政治生活并没有停滞不前，至少在格兰瑟姆是这种情况。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大举入侵苏联，这一事件急剧地改变了左翼对待战争的态度。和平主义者的声音突然销声匿迹了。英、苏两国之间的友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带着些不安出席了在镇上的市政厅里举行的英、苏友好晚会。晚会上，苏方描述了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间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遇的苦难和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这些描述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