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在看来德国是在１９４１年种下了最终失败的种子——希特勒在６月份进攻俄国，还有日本人在１２月偷袭珍珠港从而把美国也拖入战争——但在当时，传来的大多数是不好的消息，特别是在１９４２年的年初。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对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７日在格兰瑟姆举行的补选的结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次补选是因为维克托·沃伦德被晋升进入上院成为布伦蒂斯菲尔德男爵并成为海军上将发言人之后出现了空缺。我们镇成了在战争期间第一个拒绝政府提出的候选人的地方，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值得怀疑。丹尼斯·肯德尔是作为独立候选人与我们保守党的候选人阿瑟·朗莫尔进行竞选的。肯德尔的竞选活动很有效，也很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了他作为英国制造与研究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强调要竭尽全力进行生产以支援战争，而这项工作需要一个“务实”的人来做。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仅以三百六十七票取得了胜利。当时以及在那之后，保守党人又安下心来。如果对为数不多的几次补选进行严密的分析，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在１９４５年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这后来真的变成了现实。

我当时没怎么参与那次竞选活动，这听起来有点异乎寻常，因为我当时正在非常努力地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我希望能够进入牛津大学的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尤其是晚上，我大都用来拼命地学习拉丁文，因为它是入学考试必考的科目。我们学校没有教我们拉丁文，但幸运的是，我们的新校长吉利斯小姐是一位提倡拉丁语的学者，她在男子文法学校为我找了一位拉丁文老师。她还把她自己的书借给我，其中包括一本由她父亲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紧张的备考让我没有精力再去关注那些越来越令人沮丧的关于战争的消息，尤其是在远东遭受的一系列重创——马来亚陷落、威尔士王子号和反击号战船沉没、香港和新加坡相继沦陷、经缅甸撤退、日本人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等。１９４２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父亲出去散步时，我转身问他这场战争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他非常镇静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但是毫无疑问，我们必将获胜。”

尽管我为进入萨默维尔学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却没有能得到我想要的奖学金。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吃惊的事，因为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打击。我知道，如果１９４３年我还不能进入大学的话，那我就最多只能读一个为期两年的“战时文凭”了，因为二十岁时我将被征召去服兵役。但我别无办法，只好在１９４３年的８月底插入第六学级的第三学年学习，并成为学校的两个女监护之一。后来，在十月份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萨默维尔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位置，是别人放弃的。就这样，我突然发现一个令人激动而又有些害怕的前景展现在了我的面前：我要离开家门出去上学了，这几乎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并且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