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６年３月，我担任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财务管理员。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大学的代表之一，我还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大学保守党及工会协会联合会的会议。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在发言中支持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更多地投身大学的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我认为我们必须丢弃那些缺乏新意、无关紧要的保守党的观念。这并不是说我也像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很坦诚）那样，宣称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因为我确实觉得阶级不是那么的重要。每个人都可以为生活提供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开发这些天赋——不管是什么样的出身和背景，都可以成为英雄。正如我在那次会议上所讲的：“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说法，即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或者，我想当时要是在后面加上“女人”二字就更好了。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我被选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三个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毕业考试，开始我的研究项目——这是我争取化学学士学位在四年级（也是最后一年）要完成的任务，这样，我就有了稍多一些时间去参加政治活动了。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那年在布莱克浦市召开的保守党大会。我很快就被吸收入党了。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通常会让人觉得不同寻常。而现在，我一下子认识了几百个和我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着永不知足的谈论政治的热情。

大会笼罩在一种极不寻常的氛围之中。我只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但我也意识到党的领导层——很明显，除了党的领袖以外——都已经抵达了布莱克浦，并且，他们已经准备让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永远协调共存了。一位名叫伯特兰·德朱维纳尔的敏锐的观察家在描述１９４６年的保守党大会时是这样描写我们的“议会前座”人士的：“这些伟大的、智慧的、有着良好教养的政治家们，他们从小学到的就是稳健谨慎的管理方式和彬彬有礼的辩论方式，此刻，在内心深处，他们正准备明确地接受在１９４５年的选举中失败这一事实了。”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们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的代表中间就有公开的不同意见。第一天就有代表要求就哲学和政策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辩论，但这一要求被大会主席拒绝了。接下来，影子内阁的大臣们也觉察到了代表们的不满，而随着会议的进行，他们的态度也明显变得越来越强硬了。虽然如此，对于登台发言一致通过的表决方式，代表们仍然是反应冷淡。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那些反对集体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这正是我在之后的几年里要做的，但那时我的直觉与其他的普通党员是一致的。

回到牛津之后，我组织活动让许多人都来发表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敦促大家支持欧内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我们也欣然表示同意。鲍勃·布思比——一位颇有风度的出色演讲家——慷慨陈词，猛烈地抨击了“莫斯科的革命的、极权的专制主义”。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的女儿帕梅拉当时也在牛津上大学，她在演讲中抨击了国有化运动，并主张在财产所有制问题上要讲求民主。在大学生俱乐部里与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进行的一场辩论中，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提出了“保守党改革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听起来非常先进。（米米）戴维逊女士向我们讲述了作为众议院中惟一的保守党女议员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安东尼·艾登在品尝雪利酒方面魅力非凡，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学期我们都要在牛津大学与其他政治团体，尤其是与工党俱乐部举行一场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那时，工党俱乐部成员的观点很左倾，成员中还有一些很有名的人物，如安东尼·克罗斯兰德——她当时屈尊成了一位公爵夫人——和托尼·本这样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学院集会，并事先在兰多夫饭店款待演讲者。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与保守党的大人物有了接触——事实上，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都保着联系。

但是，相对于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所持的整体立场而言，我们的这些活动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现在看来，我们发现当时的保守党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一种战略是与当时的集体主义和解，同时尽可能地削弱其影响力，并借助我们的机构来努力延缓他们走向左倾的步伐，为个人选择及自由企业的发展保留一些空间；或者，另外一种战略是与集体主义全面彻底地开战，努力说服公共舆论，使公众相信１９４５年是国家偏离既定道路的一个错误的转折点。但是实际上，保守党却试图同时走这两条路。虽然有支持向集体主义发起全面攻击的呼声，但相反的声音在当时却占据了上风，认为实用主义是保守党重新执政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