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最能体现这种实用主义观点的文件是1947年5月出台的《产业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政策:实际上连续性和共识性是其潜在的主题。正如在战争期间于1944年出台的《就业白皮书》代表了与凯恩斯主义(即强调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方面通过逆周期性的政府财政支出项目维持需求和就业,同时更注重正统意义上的效率、竞争性和灵活性——一样,《产业宪章》代表了社团主义与自由经济相妥协的产物。《产业宪章》维护经济上的计划性、产业“伙伴关系”和工人的“协商”制度,但它还进一步强调减少控制、削减文官数量和适度降低税收的必要性。保守党内这两派的争议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产业宪章》让党内两派都有话说,也使保守党得以维持统一。但是,这类文件无法让人为之振奋,对党重新夺回执政权也不会产生什么重要意义。事实上,是工党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失败——尤其是1947年2月发生的燃料危机和1949年的英镑贬值——而不是保守党的主动努力,才使得政治形势转而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类似《产业宪章》的文件谨慎地避开了一些与社会主义交锋的真正的战场,而社会主义最终正是在这些战场上被击败了。事实最终证明,丘吉尔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否要像其在东欧和苏联的实践那样需要一个“盖世太保”,还是只需要西方所采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专制工具,如高压政治、没收式的税收、国有化和压制性的法规,这些问题最终都取决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所达到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方面,如果社会主义者们沿着这一进程一直走到底,那将意味着任何自由都将被消灭。我自己对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怀疑,但是对有些保守党人来说,这一观点总是难以接受。在我的政治思想结构中,传统的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自由经济——但那些有着上层社会背景的保守党成员们却与我志趣不投,甚至背道而驰。哈罗德·麦克米伦在1938年出版的颇有影响力的《中间道路》一书就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些人的思想。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把国家调控和计划职能扩大到范围广泛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中。还有一些保守党人则对任何理论都漠然置之,J.S.米尔称保守党是“愚蠢的政党”,这些保守党人竟然把这看作是一种誉美之辞!这样看来,F·A·海克所写的《通往农奴制之路》要奉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听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是一本批判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有力的著作,我当时读了一遍,后来又读过多次。
我不敢说自己当时已经完全理解了海克的这本小代表作的内涵。只有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当基思·约瑟夫把海克的著作排在给我开列的阅读书目的最上方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他提出的观点。也只是到了那时,我才站在保守党人认同的那种国家观(一个法治下的权力有限的政府)的立场上思考他的观点,而不是站在我们应该避免的那种国家观(由官僚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随意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思考。在这个阶段,在《通往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正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所做的无可辩驳的批判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海克认为,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是十九世纪的德国社会计划。他指出,国家对经济或者社会的某一领域的干预导致产生了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把国家计划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的领域。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是,在西方文明几个世纪的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国家计划有着深刻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海克还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计划社会的垄断倾向,而各种职业组织和工会团体也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这种垄断来借以肥私。社会保障方面的各种要求,无论是就业、收入或者是社会地位,都意味着特权集团之外的人是不能享受这些利益的——这就将导致那些被排除在特权之外的人会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最终都是输家。也许是因为海克没有英国保守党的背景,事实上他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所以在分析这些事情时能够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而不用像英国上层社会在谈论这些事情时那样的顾虑重重,欲言又止。
海克是个非同凡响但又不受人欢迎的人,但是,在彻底批判社会主义方面,他并不是孤家寡人。在当时以及在那之后,我还看过喜好争辩的记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的书是阐述哲理,布朗根使用的则是毁灭性的反语和尖刻的讽刺。在1943年的《谁是“人民”?》一书中,布朗根的观点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他认为,正是“进步的”左翼造就了使希特勒得以发迹并最后掌权的环境,但最终也最为彻底地被他愚弄了。这些“进步人士”从总体上讲并非来自于“工人阶级”,也很少真正地主张代表“工人阶级”。在这方面,苏联就采取了最为炫耀夸张而又最应受到谴责的双重标准。他们真正代表的是那些正在发展壮大的官僚阶层的利益,而这些官僚阶层注定会抓住一切机会来增加它的成员并扩大它的权力。在1947年出版的《我们的新主人》一书中,他又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为宽泛的攻击。他不认为1945年的选举结果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集体性地丧失了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