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被欺骗了，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是他们愿意被欺骗……他们投票否定了生活中那些听起来不够奢华的期望，而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务人员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投票是为了能够吃上蛋糕并且拥有它，还能够存一些蛋糕以备雨天吃，并且还能分给别人一些；他们投票是为了能够拿到更多的工资同时又不用干那么多活，也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他们像卡努特国王的那些奉承谄媚他的朝臣们一样投了票：这位国王把他的座椅放在逐渐逼近的潮水面前，以王室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潮水退去。人民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剥夺他们的权利。潮水仍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当时已经看出，民众对工党的幻想破灭了，在他写书时这种情绪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是对社会主义者不可避免的报应，因为他们激起了人们过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是没有人能够实现的，更别说那些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有一段极为经典的讽刺话：“凡是斯塔夫德·克里普斯阁下试图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里连草都不会再长了。”

布朗根还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股导致无序和崩溃的力量，是一种可能腐蚀整个政体的毒药。并且，工党是一个“软弱无力又爱大发牢骚的政党，同时由于它肆意放纵自己的思想，生活观方面极为幼稚而不现实，所以也不适合执政。”他说的这些话我们许多人都有体会，但总的说来，用这么强烈的言词表达出来还是显得有些轻率。

对抗集体主义的两种可能的战略——渐进的和激进的战略——之间的对立，在我参与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始终都有所体现。但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事务。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当时我正在布莱克浦市看望我姐姐（她已从伯明翰的整形医院来到了这里），从广播新闻中得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人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正处在突破的前夕。也许我自己学习的专业，以及我对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的强烈兴趣，让我比大多数人更加清楚发展原子弹可能导致的结果。第二年，美国出版了《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我看了（在很大程度上也理解了）书中对有关问题的充分阐述。说起来可能算是陈词滥调了，可是当时一听到关于广岛的最初报告，我真的立刻意识到，这颗原子弹的降临“以某种方式改变了这个世界”。或者正如丘吉尔自己在他的巨著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说的那样：“它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多的影响。”

核武器的出现在科学、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全部意义需要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做出评估，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学一样，核武器本身也会继续发展变化。但是，核武器的使用对人类和环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１９４６年冬天，我读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有关广岛的报告，这篇报导最先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后来作为“企鹅出版社专版”出版。说来有些奇怪，与那些骇人听闻的描述相比，比如人体伤害、烈火、放射性尘埃和辐射引起的疾病等，更加震撼人心的却是那些从灰烬中破土而出的野花和小草的凄美景象——它们的生长也残忍地受到了核弹辐射的影响。

在从布莱克浦乘火车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在火车上对此事进行了反思；后来，我又看到许多有关这次大规模毁灭的报导和照片，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对做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的正确性产生任何的怀疑。我认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是正确而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如果盟军到日本本土去和日军作战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盟军的伤亡和损失。当时日本还有二百五十万武装力量，并且在冲绳战役中我们已经遭遇到了他们的疯狂抵抗。所以，只有盟军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优势——这种优势先后在广岛和长崎被加以证实——才能让日本的领导层相信负隅顽抗只能是死路一条。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后，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

尽管战后由于英、美在核武器开发方面的合作破裂——所以直到１９５２年我们自己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在当时，英国也积极参与了原子弹的开发制造过程。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丘吉尔和杜鲁门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骗了。当美国总统将有关原子弹的消息“委婉地透露给”这位苏联领导人时，已经知道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学家们加快他们的核武器计划。我担任英国首相一职后经常提醒苏联人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当时还是非常仁慈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在那关键的几年里，全世界只有美国人手里握有核武器，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世界，但是美国人还比较克制，并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