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进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震惊的话，那么离开牛津大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震惊。在牛津，我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忘我地在化学领域里享受探索的乐趣，我满怀热情地参与校园的政治活动。现在，我要告别这一切了，这真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为了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牛津大学新成立了一个职业介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为我安排了几个单位的面试，其中之一是英国化学工业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厂，我想地点大概是在比灵赫姆吧。几位经理对求职者中我们几个有希望被录用的人进行了面试，并把面试的书面意见交给了总经理，由总经理对我们进行最后的面试。给我写的书面意见就放在面试时的桌子上，我能够阅读颠倒的文字，于是便忍不住利用我的特长从桌子对面偷看了一眼。给我的评价有的让我倍受鼓舞，有的却令我感到不安。其中有一位经理写道：“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个性太强，不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公司，我一共参加了三四次面试，尽管最后都没有成功，但这些公司我还都比较喜欢。不仅是因为我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工业世界，还因为那时负责面试的考官都彬彬有礼，对每个应聘者个人的抱负和雄心都很感兴趣。我最终被ＢＸ塑料公司录用，在它们的研究开发部工作。这家公司就在离科尔切斯特不远的曼宁特里，生产全系列的工业和民用塑料产品，包括制造胶卷用的胶片。

很少有人会喜欢一项新工作的开始阶段，这一点我也不例外；当初面试时，我理解我的职位大概是研究开发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这个职位，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多地了解整个公司是如何运作的，还可以施展我在化学知识之外的才能。但当我到公司报到上班时，公司却说那个职位并没有足够的工作要做，于是我又重新穿上了白大褂，再次沉浸到了精彩的塑料世界里。公司的研发部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刚刚成立，成立之初肯定会有很多麻烦，而我的工作也是如此。但是，到了１９４７年的圣诞节前夕，我也有了一两个朋友，一切变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也一直在帮助我。后来，研发部搬到了位于劳福德附近的一幢相当漂亮的独立建筑里。像公司的许多同事一样，我也住在科尔切斯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小镇，我在镇上找到了舒适的住处，每天和同事们一起乘一辆巴士到劳福德上班。

同时，我也一直在参加政治活动。工作之后，我立即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积极投身保守党的各种活动。我特别喜欢参加一个名叫“３９－４５”的讨论小组的活动，经历过二战的保守党人经常聚集在那里互相交流看法，还就各种时政话题各抒己见。另外，我还尽可能地与爱德华·博伊尔等老朋友保持联系。后来，在１９５０年的大选中，爱德华被选为伯明翰选区议席的保守党候选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作为牛津大学毕业生保守党协会的代表，我参加了在兰多诺举行的保守党年会。

本来，牛津大学毕业生保守党协会希望我在大会上发言，支持它们提出的一项动议，即对取消议会中的大学席位表示抗议。当时，大学在议会中也有独立的代表，而大学毕业生们除了可以在居住的选区投票外，还有权在其毕业的大学里投票（我赞同为大学在议会中设立独立的代表，但不赞同大学毕业生有两次投票的权利。我认为应该让毕业生在大学和其居住地所在选区二者中选择一个参与投票）。本来，那可能会是我第一次在保守党年会上发言，但后来一位伦敦商人被选作附议者了，因为他们的席位也将被取消。

没能在大会上发言让我很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且消失的方式也是最为出乎意料的。一次辩论会之后，我与朋友一起探讨起未来想干什么的问题，这是年轻人经常谈起这样的话题。一位牛津时的旧友约翰·格兰特说，他觉得我将来可能希望当一名议员。“对，是的。”我回答，“但是希望不大，现在我当选议员的希望是零。”我当时可能还应该再补充一点，即我当时没有工资以外的私人收入，只凭现有的薪金根本就当不起议员。我甚至都没有去争取成为被认可的议会候选人之一。

同一天晚些时候。约翰·格兰特碰巧坐在了达特福德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的旁边。当时，这个协会恰好正在物色一名候选人。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谈话大概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还在为达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选人。”（实际上，大选最迟必须在１９５０年举行，还有可能提前，而达特福德当时还没有找出一名候选人来参加竞选，这让保守党中央总部非常着急。）

“是的，您有什么建议吗？”

“有个年轻妇女，名叫玛格丽特·罗伯茨，你们可以见一见，她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