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但达特福德可是个工业重镇，我想一个妇女根本不行。”

“当然，你最了解情况。但为什么不能见见她呢？”

他们同意见见我。那个星期六，我应邀与约翰·米勒、他的妻子菲以及达特福德妇女协会的主席弗莱彻夫人一起在兰多诺码头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共进午餐。我猜想，他们虽然还对让一位妇女做达特福德的候选人是否合适心存疑虑，但他们对见到的这个人还是喜欢的，而我当然跟他们也很谈得来。米勒夫妇后来成了我的密友，而我也很快就对气质高贵的弗莱彻夫人非常敬慕。午餐后，我们沿着码头走回会议厅，迅速地找了个座位坐下，开始听党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讲。一周来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因为那时党的领袖并不亲自出席大会，只是在星期六会议最后结束时才露个面。他讲话的重点当然是外交事务——因为当时苏联封锁了柏林，西方开始向西柏林空运日用物资——他传达的信息令人忧虑。他告诉我们说，在欧洲和共产主义者的暴政之间只悬挂着美国的核武器，并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正在可怕地向我们逼近。

直到１２月份我才收到达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于布里奇街的钱伯斯宫面试——保守党中央总部当时就设在那里——这里离议会不远。１２月３０日是星期四，那天晚上，我同其他许多有望成为候选人的人一样，坐在了选拔委员会的面前，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非政界的人士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场合是多么的让人神经紧张。那些不感到神经紧张的面试者很可能会表现得很差：任何懂化学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想有最佳的表现，你的肾上腺液需要流动起来。我很幸运，在达特福德参加面试的时候，桌边有几个友好的面孔。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在类似这样的场合，这对一名正在跻身政界的年轻女子来说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之处。

我通过了初审，被列入了供最后考虑的候选人的名单，还要去达特福德再参加一次面试。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一，我最终应邀到了达特福德的布尔饭店，向达特福德市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大约五十名成员发表演讲。参加最后面试的一共有五个人，我必须发表一个十五分钟的演讲，然后还要接受十分钟的提问。

更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的正是执委会成员提出的那些问题。当时许多人对挑选一名妇女作为候选人心存疑虑，尤其在达特福德这样一个工业重镇上更是如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甚至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当然，保守党人赢得这个席位的希望很渺茫，但谁也不会点破这一点，就像工党方面很有把握赢得这一席位的候选人埃布韦尔也不会这么说。工党与保守党得票数之差可能会高达两万张，这种差距是望尘莫及的。但也许正是这个谁也不愿意点破的事实反而对我有利。为什么不冒险让年轻的玛格丽特·罗伯茨去试一试呢？保守党不会输掉太多，但我却能为保守党做一些很好的宣传。

一项政治活动是否成功，其最可靠的信号是你自己对它很满意。我对在达特福德的那个晚上感到很满意，而事情的结果也证实了我的自信，我被选为候选人了。会后，我被留下来与保守党协会的官员们喝上两杯，再一起吃点东西。此时，不仅我这个候选人如释重负，那些选拔者们也一样，因为他们也可以不再做批评者，而是开始成为我的朋友了。当我还陶醉甚至有些迷失在胜利的快乐之中时，大家又开始纷纷来给我这个年轻候选人提建议和提供信息了，还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我。所有的职业政治家都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现在，这种友好的场合至少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部分答案。

接下来就是取得党的总部的批准了。通常情况下，候选人应当先获得党的批准，再参加选拔。在被选拔为候选人之后的第二天，我到中央总部去见妇女主席玛乔丽·马克西小姐时，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几个星期后，我应邀与党的主席伍尔顿勋爵、副主席Ｊ．Ｐ．Ｌ．托马斯、马克西小姐以及地区保守党协会的负责人贝丽尔·库克小姐见面并且共进晚餐。在之后的几年里，玛乔丽·马克西、贝丽尔·库克成为我的有力支持者，她们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

选拔通过后，下一步就是被正式指定为候选人了。正式的指定大会是候选人给保守党协会的全体成员留下一个好印象的第一次机会，因此从心理上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另外，这也是一次在当地扩大知名度的好机会，因为当地的新闻界也将应邀出席这次大会。但对我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我父亲也来参加这次大会了。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站在同一个会议的同一个讲台上发言。父亲回忆起他的家庭是如何一直支持自由党的，但现在却是保守党人举起了以前的自由主义的旗帜。我在发言中也谈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内容上与格莱斯顿有些类似，但在形式（或者长度）上却不同。我敦促“如果财政紧张的话，政府应当学习所有好的家庭主妇的做法——检查自己的账目，看看问题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