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经常开车到邻近的北肯特郡的其他选区：达特福德、贝克斯利希思（候选人是特德·希思）、奇斯尔赫斯特（候选人是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以及格雷夫森德（候选人是约翰·洛）。这四个选区的保守党协会的合作非常密切，莫里斯·惠勒是四个选区的联合主席。他时常邀请我们到他家聚会，他住在霍顿柯比，房子很大，他把它叫做“弗兰克斯”。

当时，在四个选区中，我们赢得达特福德的席位的可能性最小，所以，虽然达特福德人不这么认为，但是毫无疑问，它在邻近的选区眼里是最不重要的。但是，把有把握获胜的选区与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联系在一起是选举时一种很机智的做法。如果能够在毫无希望获胜的选区建立起活跃的组织，就很有可能把你的竞争对手的党务工作者从你们希望保住的选区内引开。这正是中央总部希望我们做的工作之一，以便帮助特德·希思保住贝克斯利这个有把握赢得的席位。

我就这样认识了特德。他当时已经是贝克斯利的候选人，但中央总部还要我到他的选区去发表演讲。当时特德已经是一个知名人物了。他参加过二战，战争结束时已是中校军衔了。他的政治经历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期，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补选中，他支持一名反对《慕尼黑协定》的候选人，也赢得了中央总部及四个选区保守党协会的尊敬。他做事干脆，逻辑严密——他好像总能一下子列出四个目标或者五种攻击的方法——一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方面，他对选区的工作人员十分友好，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大事小情都爱过问的人，他是“候选人”，或者说是“议员”，因此，即使是在他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仍然让人觉得他有些冷淡和清高。

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是他的邻近选区奇斯尔赫斯特的候选人，性格与他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她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在当时算是一个明星式的女政治家。１９４６年，她发表了一个极为鼓舞人心的右倾的演说，轰动了保守党大会。她总是很乐意帮助年轻同事，还到全国各地去演讲。我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俩经常在她举行的非正式晚餐会上长时间地谈论时政。

在１９５０年的选举到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感受到保守党力量正在恢复。这与其说是保守党内部对其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保守党人以及全国上下强烈反对艾德礼政府奉行的社会主义政策而产生的结果。１９４８年７月，安奈林·贝文把保守党描述为“连害虫都不如”，这给了像我这样的年轻的保守党人对党显示忠诚的好机会。我们借用英国人善于嘲讽性的自我贬低的老传统，在外出活动时都戴上“害虫”徽章——一只蓝色的小老鼠。一个等级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那些吸收了十名新党员的人就戴上一些徽章表明自己是一只“坏鼠”；如果吸收了二十名新党员，那就成了“大坏鼠”。特威肯海姆有个保守党党员，因为吸收了很多的新党员而被称为“坏鼠王”。

然而，我倒是克利门特·艾德礼的一个崇拜者。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也是个爱国者。与九十年代的许多政治家不同，艾德礼绝对是个实干家，从不哗众取宠。他的政府确实是一个激进和改革的政府。的确，１９４５年的工党发表的宣言是一个十分左倾的文件，现在看来，这一点比当时更加明显。战争刚刚结束时，大部分有关计划和国家控制的言论还都是战时的花言巧语，所以人们无法真正理解其全部的意义。实际上，计划和国家控制是对商业、资本主义以及市场的全面而彻底的攻击。这种观点借用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除了战争时期以外，我们是否利用了我们全部的生产能力，这一点值得怀疑。我们必须加以改进。”它还认为，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判断并决定把资源用在哪些领域、不用在哪些领域才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并且，国有化、国家控制和计划的提出并不只是或者不主要是基于社会基础，而是基于经济的原因。造成危害的垄断被认为只会在私营领域里会发生。所以，钢铁产业的国有化是正确而合理的，理由是“只有公有制代替了私人垄断，钢铁产业才能变得高效”。最为激进的政策可能是工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了。工党解释得很清楚，地方当局强行征购土地只是一个更广泛的计划的开始，因为“工党认为土地应当国有化并将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至于工党在其宣言中提到的具体的承诺，工党政府在实施时也是相当大胆而冒险的。没有人会对工党在实践社会主义方面的记录产生怀疑，而正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造成的后果——货币贬值和再次出现通货膨胀——成了人们对其进行攻击的最明显的靶子。非常庞大的公共开支使所得税的标准税率几乎维持在战争时期的水平——即每英镑就要交九个先令的税。战时的各项控制措施非但没有取消，适用的范围反而扩大了——例如，１９４６年开始对面包实行配给制，一年之后连土豆也实行了配给制。因此，当１９５０年的选举到来时，我们就可以围绕以上这些具体问题来与工党政府进行对决了，而这些问题对任何一个现任政府都是最危险的问题——相反，我自己对回答这些问题则很有信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高深的理论主题与更为现实的“面包与黄油”之类的问题结合起来对工党政府进行攻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