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１９５０年发表的竞选宣言是一份构思巧妙、独具匠心的文件，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控诉，同时又谨慎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承诺来改变现状。它强调了通货膨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给出了经济管理混乱、浪费及官僚主义的证据。我对宣言中关于外交政策的有力的阐述尤为满意，它是这样写的：

事实证明，国外的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面前是最弱不禁风的障碍，在东欧的许多国家，它已经在共产主义面前倒下了。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已经落入苏联控制之下的古老的国家和民族永远地消失。

但同时保守党也非常谨慎，并没有承诺立即停止配给制，也没有大规模地逆转国有化以及任何可能在社会保障或者公共医疗卫生方面引起太大争议的政策。宣言还以积极的语调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工会“运动”，并将其描述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工业生活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们可能最易受到攻击的三个领域是失业（选民对三十年代的高失业率记忆犹新，但却不记得工党第二届政府执政期间失业率已经攀升，而在国民政府执政期间失业率已经下降）、福利国家（许多人认为我们会取消福利）、以及所谓的“贩卖战争”（工党政府有活力的政策可能使得丘吉尔有关冷战的言论显得尤为极端，而其预见性则被遮蔽了，但事实证明丘吉尔的预见性是对的）。在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１年的竞选过程中，我在公众集会上经常要应付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９５０年竞选的那几周是我经历过的最精疲力竭的几周。那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而且新出现的情况总是会耗尽你的精力。与现在的选举运动不同，当时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参加公众集会，而参加集会的民众也很多，因此，我必须在白天抽时间为演讲做准备。同时，我还要给那些有可能争取到的选民写信。于是，大多数下午我都要上门游说选民，而用扩音器来广播就算是稍作放松了。我的家人也都全力支持我：父亲也出来讲话，姐姐也来帮忙。

大选前，威廉斯女士（她是赫伯特·威廉斯爵士的夫人，她丈夫是资深的关税改革者，曾担任克罗伊登选区的议员多年）建议候选人在参加竞选活动时要精心设计一下自己的穿着，以便让大家容易辨别。我对她的建议非常重视，特意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灵沃思商店看了好几天，最后买了一套剪裁合体的黑色套装，还买了一顶帽子。我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那顶帽子去参加竞选活动。为了更显眼一些，我还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间的带子，并把带子打了一个蝴蝶结，蝴蝶结的里面还带点蓝色。

如此悉心的准备是否必要我就不去管它了。有多少二十四岁的女孩子会在伊里斯购物中心里站在肥皂箱子上发表演讲呢？在那个年代，妇女候选人去工厂游说可是不常见的，但是我去了，而且是工厂内外全都去过。在那里，我总是受到非常热烈有时甚至是有些嘈杂的欢迎。达特福德的社会主义者有些紧张了，直到他们的候选人——现任议员诺曼·多兹也有了同样的装备他们才放心。我最不喜欢去那些小酒馆，我自己一个人是不会去的。有些不愿意做的事情还是很难克服的。

幸运的是，我的对手是诺曼·多兹这样的人。他是一位纯粹的、极有武士精神的老派社会主义者。他知道他会取胜，因此，他自认为是一个大人物，愿意给我这个观点与他截然不同但又雄心勃勃的女孩子一次机会。在我被正式指定为候选人后不久，他就向我发出了挑战，约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大礼堂里举行一场辩论，我对此也是非常渴望，当然是欣然接受了。我们俩先各自来了个开场白，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最后又分别致结束语。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现场声音嘈杂。后来在竞选期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同样激烈而又难分胜负的辩论。有意思的是，我们俩都是只就具体问题和事实进行辩论，没有进行人身攻击。有一次，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在报道中说，诺曼·多兹认为我长得很漂亮，但是获胜机会并不大——或者说我没什么脑子。诺曼·多兹这位社会主义者绝对是一位绅士，他立即给我写了一封信，声明他并没有说过那些话——或者至少没有说过最后一句话。

有我参加的公众集会总是人很多。在大会开始前二十分钟，会场的门就要关上，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人往里面挤，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当然，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女性本身就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人们对我都保持着基本的礼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但是，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基本上把这种优势挥霍殆尽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一次我从选区的一个公众集会赶到另外一个集会，正好发现来此访问的演讲人——前空军部长巴尔弗勋爵正受到听众中一些人的强烈的质疑，情况有些紧急，已经去请警察了。我告诉集会的组织者不要去找警察了，果然，我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台下的骚动就开始减弱了，虽然说秩序还不是很好，但也基本上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