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１９５０年选举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在最初的兴奋逐渐消失之后，这样的结果让有关的人们都有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很少有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重创，而在不久之后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中，工党将会遭受致命的一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对我来说，继续在达特福德当候选人也不太方便。如果想在政治道路上有更高的追求，那我就应当找一个能够获胜的席位。但从良心上讲，我又觉得应该再代表达特福德参加一次竞选。如果我现在离开达特福德，那么他们就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另外再找一个候选人，这么做确实不妥。此外，如果我参加第二次竞选，很难想像我还能产生像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竞选中那样的影响。我自己也极其疲惫，尽管没有一个从政的人会逃避竞选带来的兴奋，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再参加一次竞选对我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还是决定搬到伦敦去住。由于有了在Ｊ．里昂公司的工作，我手头的钱多了些，于是便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里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老索厄德先生专门从达特福德赶来帮我把房子装修了一下。有了房子，我与丹尼斯不仅见面的机会比以前多多了，而且约会的环境也轻松多了——达特福德激进的保守党的活动总是吵吵闹闹的。

我还学会了开车，并且有了我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福特在战前生产的“长官”型汽车，那是父亲花一百二十九英镑为她买的，现在又给了我。我的福特“长官”汽车在达特福德附近非常有名。在我再次被指定为达特福德的大选候选人后，这辆汽车真是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结婚之后，我才以几乎与原价相同的价钱把它卖掉了。

大选定在１９５１年的１０月份，这次我又把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一千张选票。所有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我真是欣喜若狂：保守党现在已经有十七票的领先优势了！

在达特福德期间，我又认识了党内的许多要人。１９４９年，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气氛热烈的群众集会上，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发表了讲话，作为向他表示公开感谢的提议者，我发了言。第二年，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大会上，有人提议为丘吉尔和艾登的英明领导鼓掌喝彩，作为这项提议的支持者，我也发了言。对此，丘吉尔亲自举杯答谢。对我来说，能够亲眼见到这些领导人并与他们交谈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就常与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听他们讲话，而他们的讲话也让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任命为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中的大学毕业生代表，我第一次有机会详细地了解党在全国层次上的组织情况。

但是，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日里，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为人慷慨大方，他教导我们说，真正的政治斗争就是争取“民心和民意”。他还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朋友，后者曾在三十年代到南威尔士去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我经常被邀请到斯温顿以及不同选区内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去发表讲话，这样我就必须认真思考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概念对于保守党的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如“统一的国家”、“有关财产所有制的民主”以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网）等。

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安排在议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的一个晚会。这是由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举办的晚会，地点就在卡尔顿花园区五号他那宏伟华丽的家里。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帐篷里灯火辉煌，暖意融融，那些大人物们和像玛格丽特·罗伯茨这样不太大的人物们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伦敦德里夫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保守党要人——的继任者。他和蔼可亲，容易相处，让你很难想像他竟然是一个设计天才——纽约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创新性的设计都出自他手。他对我尤其好，非常慷慨，我就是在他家里结的婚，婚宴也是在这里办的，当时也是他提议为我和丹尼斯的幸福干杯。

我的婚礼是在位于城市路的卫斯理小礼拜堂里举行的，那是１２月份一个寒冷并且雾气弥漫的日子。婚礼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一些，来自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的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牧师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了仪式。然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自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以及伦敦等地——又回到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里举行婚宴。所有的事情办完后，丹尼斯带着我到马德拉岛去度蜜月。在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水上飞机，体验了在水上降落那种骨头都快被颠散架的经历。但我很快就缓过劲来，在这美丽可爱的小岛上开始了我的婚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