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很幸运，我的候选人身份受到了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宣传。我当时只有二十四岁，是参加１９５０年大选的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很明显，这本身就是大家评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请我就妇女在政治活动中的角色写文章，我的照片也被刊登在《生活》杂志上，还与那些伟大的男性政治家们的照片一起并排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甚至连西德的媒体也刊登了我的照片，把我描述为一个“富有魅力的小姐”（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我了）。

我自己编了两个口号，虽然不怎么巧妙，但也算直截了当。一个是“支持右派，保住剩下的东西”；另一个则更切中要害：“停止腐败，赶走无能。”即使在这时，我在演讲中也从未猛烈攻击过工党的意识形态。在罗菲尔德街的教堂大厅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正在参与这个国家迄今为止最大的战争之一——这是一场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其中一种必然走向奴隶制度，而另一种则通向自由。我们的对手企图让你们相信保守主义代表的是少数人的特权，但是，保守主义保存了我们民族遗产中所有伟大的和最好的东西。保守主义首要的原则是什么？是国家团结统一。我们说的是国家团结，而不是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你们无法通过传播嫉妒和仇恨来建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或者充满兄弟之情的社会。

我们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者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之上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压制成功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成功，鼓励发挥潜能和创新。１９４０年的时候，这个国家之所以奋起反抗极权主义，不是为了实行国有化，而是为了获得自由。

当我在当地的文法学校的计票站得知达特福德的选举结果时，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艰辛还是值得的。我使工党的领先优势减少了六千票。全国的选举结果揭晓前的那天早晨，卡姆罗斯勋爵在萨伏伊饭店举办了一个《每日电讯报》的聚会，他邀请了议员候选人、议员、大臣、反对党人士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来参加。正是在那里，我知道了这次大选的全国投票结果，那种感觉真是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保守党使工党在议会的总体优势由一百四十六席减少到了五席；难过的是，保守党毕竟还没有取得选举的胜利。

不过，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我作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的一次特殊经历。有一次，我应邀出席保守党在奥尔平顿举办的庆祝会的开幕式。在那儿的时候，有人劝我算算命，我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欢用水晶球来算命，而这个算命先生显然喜欢用珠宝来算。他让我把带的一串珍珠项链取下来让他摸摸，以得到超自然的灵感。算命先生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乐观的，他说：“你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像丘吉尔那样的大人物。”大多数政治家都有点迷信，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话非常可笑。当然，人们都希望自己有好运气，所以任何哪怕是能带来一点点好运的东西都会受到欢迎。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把我那串珍珠项链当成了我的幸运物，盼望着它能给我带来好运。而总的来说，我的珍珠项链好像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