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安排在四个人中最后一个——三位男士和我自己——在保守党协会执行委员会面前亮相。我知道我会遇到很多朋友，但同时也很清楚，我会遇到一些强烈的反对，这将是一场战斗。

我尽了最大努力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也自信地认为我是了解这个选区的。我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应对那些深奥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报纸和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我字斟句酌地准备我的演讲稿使其臻于完美，同时我也掌握了不拿稿子演讲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我应当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自信但不自负。我决定听从唐纳德的建议，穿上我那件黑色外衣。我还觉得碰碰运气也没什么害处：于是，我戴上了我那条幸运的珍珠项链，还别上了达特福德的保守党朋友们送给我的那个幸运胸针。

然而，也有一件完全背运的事。到执行委员会面试的那天——７月１４日，星期一——丹尼斯不能陪我一起去。实际上，整个选拔过程进行得很快，丹尼斯根本不知道任何的情况。每年他都要出国推销其公司的产品，时间在一个月左右。这时候他的行踪只是“非洲的某个地方”。相比之下，其他的候选人都由其配偶陪着前来参加面试。所以，当我在七月的那个温暖的晚上进入会场时，那里已经挤满了人。我的座位紧挨着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当我坐在那个座位上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孤独。

但是，我一站起来，一切情感上的阻力都烟消云散了。像以往一样，我很快就全神贯注地阐述我的主要观点，而不去管别人在想什么了。当我坐下的时候，场上响起的掌声似乎是热烈和真诚的。正像我预想的那样，一开始提问，麻烦就来了。

一个孩子尚幼的母亲真的能够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吗？给家庭生活带来压力怎么办？我照例说出我以前的答案，而同往常一样，总有一部分听众断然不信我的答案。毫无疑问，因为可怜的丹尼斯不在场，他们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话。我不是必须要丹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还是很希望他当时能够在场。

我又与其他候选人及其夫人们坐在了一起。大家极有礼貌而又无关紧要地小声谈论着——这种场合好像总是这样，紧张的气氛也稍稍缓和了一些。在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人提问结束后，接下来好像是无休止的等待，直到一位官员走过来告诉我们选拔的结果。宣布结果的时候，他是对着我说的。已经没有时间来感受那种放松、高兴甚至疲倦的感觉了，因为我现在得马上回去接受执行委员会的祝贺。

后来我才知道投票的确切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我得了三十五票，与我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得了三十四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因为另外两个候选人退出，所以我的对手分别得了四十六票和四十三票。接下来通常就是走走形式，执行委员会应当投票一致同意我作为候选人，并且表示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不幸的是，一些反对我做候选人的人并无此意。所以，我继承的这个保守党协会要求我必须把他们团结在我的周围，而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把那些并不掩饰对我不满的人争取过来。

但那就是明天的事了。首先，我必须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在格兰瑟姆的家人。丹尼斯是绝对联系不上的，因此，他是一个有福之人，不用操心我在芬奇利经历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曾写信告诉他我这次参选的前景，但是他一直没有收到那封信。又过了些日子，他从约翰内斯堡途经尼日利亚北部的卡诺前往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在转机的时候，他捡起了一份别人丢下的伦敦《旗帜晚报》。在翻阅这份报纸时，他看到了一个让他感到惊喜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选为保守党有把握获胜的芬奇利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我好像总是能够给他带来惊喜。

接下来的那个月的月初，在正式指定我为芬奇利选区的候选人的大会上，我第一次有机会在选区的保守党协会的全体人员面前展现我自己。这次我又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外套，还戴了一顶黑色的小帽子。选区主席伯蒂·布拉奇先为我做了个介绍，后来我才知道她在介绍中对我极尽赞美之词，简直让我有点尴尬了。后来，他成了我有力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伯蒂拥有当地最重要的报纸《芬奇利新闻》，这在当时及以后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额外的优势）。当我进入会议大厅的时候，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也利用这次机会相当详尽地谈了国际及国内的事务。通常的候选人指定大会只是走走形式，但我却尽了全力，因为我知道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我是惟一当选的候选人，但这次会议并不像往常那样只是个形式。仍然有一些顽固分子反对我当候选人，主要是一位妇女和她带领的一小伙人，她们要求重新选拔候选人。我决心改变这一困境。回答大厅里的人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倒是没有什么困难。我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这也是保守党在这种场合的一贯做法。但是，最后现场仍有几个人拒绝投票正式选我做候选人，所以我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而不是以“一致同意”当选的，这与报纸的报道是相反的。离开会场的时候，一方面我知道我已经巩固了候选人的资格，也确信协会的绝大多数人将会支持我，但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些人仍然会让我的日子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