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把我面临的问题写信告诉了特德·希思，他当时担任保守党的议会督导员，以前我在达特福德参选时，他是邻近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在我被正式指定为候选人之后和大选开始之前，我请来了一些名人来替我讲话，这一方面得益于特德·希思的帮助，另外我也利用了我的个人关系。这些名人中包括伊恩·麦克劳德、基思·约瑟夫、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约翰·博伊德－卡彭特，所有这些人很快都会出现在我未来的政治生涯中。丹尼斯虽然回来晚了，但还是让我很高兴，他为我提供的是一种方式与众不同的帮助。伯蒂·布拉奇一直给我持续而无私的支持。

芬奇利的人们以往对选举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绅士般的超脱感，这不是我的风格，也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所不容许的。我要努力工作和参选，就好像芬奇利是以少数选票差距赢得的一个选区一样，同时我也希望并期待其他人在我的带领下同样努力。从这时开始，我每周都往选区跑上两三次，经常到选区的每个小区去游说以争取支持。之后，在回来时还到当地的某个酒馆或者某人的家里喝上一杯，从而也认识了保守党的一些积极分子。

当我成功地成为芬奇利的候选人的时候，当地的自由党正在大张旗鼓地为竞争做准备，这引起了许多保守党人的担忧。自由党一直是优秀的竞选者，在地方政府的选举中他们的工作更是有效。几年前，芬奇利当地发生了一件有名的丑闻：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不允许犹太人加入。许多保守党人也卷入了这件丑闻：自由党人从来不会错过一个机会向人们提起此事。我自己对反犹太主义一直都不理解，我也为党的声誉因为这一丑闻受到损害而感到十分不安。我还想到，由于发生了这件丑闻，保守党没有能够把那些可能支持我们的人争取过来投我们的票。于是，我一开始就彻底明确地表明我们欢迎新党员加入，特别是犹太保守主义者加入我们的分支机构。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我后来发现，我的一些最密切的政治朋友和同事都是犹太人。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当时我们的确没有充分地争取潜在的支持选票。所以，加强我们的基层组织至关重要，不管这样会让多少人不高兴。我还在加强选区内保守党青年组织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确信只有吸引到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我们才能最有把握地对付激进的自由党的挑战。到１９５９年９月举行选举的时候，选区内党组织的状况已大有改观，而我也开始觉得放心多了。

我也感觉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将会获胜。在五月份的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已经战果颇丰，而且形势看来越来越有利于保守党取得大选的胜利。在芬奇利，我们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了。实际上，当宣布要进行大选时，我和丹尼斯以及我们的双胞胎子女正在怀特岛度假呢。我们立刻赶回了伦敦。虽然在竞选中仍会不可避免地碰到苏伊士问题和解除对房租的控制的问题，但是竞选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哪个党能更好地实现并保持繁荣，这也一直是我与其他的候选人在芬奇利的教堂及犹太教堂中辩论的主要话题。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有利的领域。因为，正如我们所宣称的那样，保守党执政时人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不管在芬奇利还是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另外，除了这种生活繁荣的感觉以外，人们也都注意到哈罗德·麦克米伦是一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杰出作用的政治家，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还是欧洲大陆。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我在芬奇利参选的第一个投票日到来了。后来我又在芬奇利九次参选，每个投票日的情况与这次都差不多。投票一开始，我就立即在我的家所在的选区投票——１９５９年是在奥尔平顿，后来是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然后又和丹尼斯驱车前往芬奇利投票。我访问每一个投票站以及保守党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午会与伯蒂·布拉奇和其他人在一家旅馆共进午餐。饭后我只付自己吃的和喝的所花的钱，在这一点上我严守原则，以免别人指责我“招待”选民——保守党中央总部早就把那样做的可怕后果告诉了所有的候选人。五点以后，我就不再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了，因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被派出去召集我们的支持者来投票了，所以我只是到一两个投票站去露个面。投票结束后，我和丹尼斯会到布拉奇家里吃点东西，然后到选区的办公室去看看，顺便听一些最新的趣闻轶事，最后去参加计票工作——这次大选计票是在克里斯特大学，后来的九次都是在巴尼特市政厅进行的。

在那个学校里，我发现每个候选人都会分到一个房间。候选人事先可以挑选一些支持者，这些人有被允许进入计票现场的票，这样候选人就能与支持者一起吃点东西、喝点饮料，并且还能享受一下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新鲜东西——一台电视机。事实上，１９５９年的大选是电视第一次在竞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电视提供的计票结果告诉我们保守党在全国的成绩如何。我一会儿到计票厅里看着长桌上每个候选人的选票堆得越来越多，一会儿又溜回我的房间去看看全国总体的结果，全国的结果也同样令人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