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闻界却在残酷地、无情地、而且几乎是矛头一致地反对他。他很容易地就被歪曲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贵族，这就把他扔回到了最糟糕的反动保守主义者当中。我一向认为，跟风倒的势利小人比那些直截了当的自负自大者更令人厌恶。到１９６４年时，英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病态的阶段，自由主义的因循守旧被看作个人的自我表达。只有进步的思想和人们才能赢得日益自觉和自信的新闻界的尊重。当亚历克自我贬低地说，他自己是用火柴棍来计算一些经济数据时，你瞧他们笑成了什么样子。与哈罗德·威尔逊那精通技巧的头脑所熟知的经济模型相比，二者真是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在那些大笑的人当中，并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英国经济的弱点是否在于把简单的本质搞成了复杂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如果政客们被迫使用更为朴实的语言和简单的例证来确保让人民能够理解他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可能早就可以避免让英国滑入相对的衰退之中了。

尽管遭到媒体的批评，尽管麦克米伦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做出正确决定从而废除了对零售价的保护，但这一做法却深深得罪了支持保守党的小企业主们——尽管发生了上面所有这一切，我们还是差一点就赢得了１９６４年的大选。我们在大选中有所恢复并不是因为经济情况有任何的好转，因为通货膨胀更严重了，收支赤字也大大增加。同样，这也并不是因为我们１９６４年发表的宣言，它着重强调要把社团主义作为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出路——在这个领域，社会主义者肯定比我们更有说服力。我们在大选中之所以有所恢复，一部分原因是，越是细看工党提出的纲领和他们的领袖，就越觉得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有所复苏，主要还应当归功于亚历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认为保守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亚历克早已被定位成替罪羊的角色了。

有些媒体推测我可能会失去芬奇利选区的议席。自由党人谈论他们的机会时从不有所保留，他们已经开始预测这将是又一个奥平尔顿了。虽然１９６４年５月在巴尼特市政会的选举中表现得不怎么好，但他们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芬奇利的老市政会。高尔夫俱乐部丑闻的影响还在持续。新的、精力充沛的自由党候选人约翰·帕多在竞选中主要集中于当地的问题，而我则选择了全国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保证繁荣的同时又不发生通货膨胀。保守党让我在伦敦市内及周边的几个选区去发表演讲。在贝斯纳尔格林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一群闹哄哄、充满敌意的妇女向政府的养老金和救济金工作发起了攻击，我也回答了她们的问题。作为对好的政策的一个检验，我还在《旗帜晚报》上就“好的持家之道”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文章。

保守党总部也明白，我应当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芬奇利。我的日常竞选活动的安排是这样的——每天外出游说，回复信件，排得满满的到各地访问和参加公众集会的活动，不过，我感觉随着参加活动的次数的增多，支持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选举日那天我总是会心烦意乱；而在１９６４年的选举中，尽管有人预测说我在竞选一开始就会失败，可我更担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况，而是我们党在全国的表现。

选举的结果证实了我的担忧。我自己以将近九千票的优势战胜了约翰·帕多，但我却和位于约翰亚当街的养老金部告别了，因为工党以四席的总体优势赢得了胜利。已经执政十三年的保守党政府下台了，对保守党的思想和哲学进行彻底反思的阶段即将开始——唉，这并不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