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没有提到“实施准则”,更没有提到制定法律。现在回过头来看,尤为不明智的一点,是让选民们直接回想起上一届保守党政府被矿工罢工搞垮的经历。值得庆幸的是,“不满的冬天”的可怕情景已经说明,这种软弱无力的政策完全不符合当前的现实情况以及人民的期待。现在,我们在竞选宣言中承诺要使次级纠察行为成为非法行为,并重新审查工会的豁免权问题。此外,宣言明确建议,如有必要,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立法步骤:“我们还将进一步对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以确保公民的工作权以及合法经营不会受到威胁和阻挠。”
与1978年的草稿相比,1979年的稿子中增加了另外两条新的规定:一条是承诺“寻求达成使少数一些重要行业不得罢工的协议”(这一条没有能够实现);另一条是“确保让支持其会员罢工的工会也承担一部分代价”(这一条后来我们付诸实施了)。以上这些内容,再加上有关减轻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影响等特别的建议,还有资助工会会员通过邮寄的方式参加工会投票等同样温和的建议,以及其他的重要问题,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工会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的确,事实最终将会证明,我不仅对它的切实可行性、而且对它的受欢迎程度,都远比我的一些同事更有信心。
与我在工会问题的立场上取得的胜利相比,在收入政策上我最多只和政府打了个平手。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像往常那样信赖杰弗里·豪,因为所谓的“论坛”对他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1978年的时候我曾主张说,我们应该更明确地表明要摆脱工党的收入政策。我还建议,我们不应当说(如宣言建议的那样)“恢复弹性是需要时间的,但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应当把最后一句改为“但是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开始”。可是,我甚至在这个小问题上也没有取得成功。
实际上,1979年的宣言中虽未明说,但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有关“论坛”的暗示,甚至还提到了德国模式。但是,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容忍的。更有实际的重要意义的一点是,宣言以强烈的措辞承诺不会在私营部门执行收入政策:“私营部门的工资谈判应由相关的公司和工人去进行。归根结底,谁也不应当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不受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的约束。”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即在公营部门如何执行收入政策。1979年1月,首相曾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收入状况“进行比较”的机制。结果,政府成立了一个以休·克莱格教授为首的委员会,负责收集证据并提出建议。当然,政府承诺要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在大选之后。竞选运动开始后,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就此问题表明立场。实际上,问题的实质是工党在努力收买公共部门的工会,就看我们是不是同意为它付款了(数目还不清楚)。
在有关公共部门的工资政策方面,我们的政策一直是以严格限制现金数量为基础的。杰弗里·豪和我都尽了最大努力坚持这一点,但同事们和党内都向我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他们坦率地表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失去至关重要的选票。因此,我们最后做出了让步,承诺执行克莱格教授的建议。这是一个代价高昂但又不得不做出的承诺。
但是总的说来,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我对这份竞选宣言都很满意。它观点清晰并且前后协调一致,而且没有做出许多明确的承诺。还有,它经受住了最为重要的最后一个考验,也就是说,不管在大选的哪个阶段,我们都不必对它进行修改或者从它的立场上后退。
作为保守党领袖,我经历了三次大选,而每次的情况都不一样。1983年的大选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1987年的大选当然是感情上最为忧虑的一次;但1979年的这次大选,不管对我还是对保守党来说,都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次大选。如果我们失败了,或者即使是未能赢得绝对多数,那我就不会再有一次机会了,对这一点我从来不抱什么幻想。我接受了这一事实,甚至准备公开讲明这一点。从个人来讲,我丝毫不怀疑这次大选对保守党和英国来说也将是一个分水岭。
我和有些保守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为即使工党赢得绝对多数,工党的左翼的温顺只不过是暂时的。左翼有他们明确的目标,而且准备等待时机以实现他们的目标。我对“中间派”的决心或者能力从来都不相信,我同意基思·约瑟夫的看法,即“中间派”的政治立场已经在稳步地向左转了;我认为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那些为自己是“温和派”而感到自豪的人缺乏道义上的勇气。这些人已经一再准备妥协并调整他们的立场,结果造成社会主义通过我国的各种机构继续向前推进。我认为,这种推进已经或多或少地达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程度。现在,已经有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既得利益者严重地依赖着国家——在公共部门就业、领取社会保险金、享有医疗保健、还有教育和住房——这种经济上的自由已经开始对他们的生活水平造成几乎让人无法接受的威胁。而且,当这种情况最终发生时,政治自由就将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例如:加入或者不加入工会的自由,虽有意见上的分歧但仍有权在公立学校教书或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自由。而且,对于那些希望在国内反对集体主义的人来说,共产主义在国外的发展以及西方在它面前的退却都正在削弱他们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