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连《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才会在《通鉴考异》中引用刘（《史通》作者刘知几之子）在相关著述中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

所谓“妄告东宫”，关键就在于这个“妄”字。也就是说，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那么，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很显然，他们被人收买了，或者是遭到了胁迫。

那么，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

答案只有一个——秦王府的人。

众所周知，在武德年间，当“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牛致功《唐高祖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管是尔朱焕、桥公山，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

换言之，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二十六日，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PK中胜出。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忽然间梦想幻灭，功亏一篑，一切都打回了原形——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

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李渊反悔了。

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干时，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侍中封徳彝，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才改变了主意，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了。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围剿杨文干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劝说和提醒，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无非就是“私运盔甲”这一条，可要说杨文干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当然，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但断不至于被废黜！

所以，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

换句话说，这是一起阴谋！

至于说这起阴谋的制造者是谁，那就不言自明了。当今天下，还有谁比秦王更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强大的策划能力呢？

当然，李渊没有证据。他只能猜测。但就算是这样的猜测也足以让他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了。

他随后就把太子放了，命他仍回京师留守，然后各打五十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最后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流放嶲州，他们是太子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

就在李渊作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杨文干叛乱。

在这场短命的叛乱中，杨文干唯一的战绩就是出兵占领了宁州（今甘肃宁县），可当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抵宁州城下的时候，杨文干的军队就不战自溃了。七月初五，杨文干被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

武德七年夏天的“李建成谋反案”就这样结束了。

高祖李渊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给这起震惊朝野的事件画上了一个并不算圆满的句号。之所以说它不算圆满，是因为这种“和稀泥”的处置方式即便能够勉强维系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这却是一种极其脆弱、危机四伏的平衡。

毫无疑问，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对这个处置结果都不会感到满意。

所以，尽管让李渊深感不快的这一页貌似翻过去了，但是对于不共戴天的李氏兄弟而言，事情却远远没有了结。

不把对方整垮甚至彻底消灭，太子和秦王就绝不会善罢干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