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的“杨文干事件”之后，太子与秦王的政治PK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经过杨文干事件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运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纷争已经不可能了，最后的办法只能是诉诸武力。

在最后的生死对决到来之前，李世民决定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洛阳。为此，李世民特意命麾下骁将张亮率一千余人前往洛阳，同时给了他一大笔金帛，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豪杰，尽快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李世民也不惜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自然没有逃过对手的眼睛。

齐王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片言只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面对秦王府的异动，太子李建成坐不住了。他举办了一场夜宴，特意邀请李世民出席。

当然，这是一场鸿门宴。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所谓“吐血数升”可能是史家的夸张，但是李世民差点被太子毒死则是事实。

当晚，一同赴宴的淮安王李神通赶紧把李世民送回了秦王府。

李渊闻讯，马上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

这几年来，尽管李渊也意识到了李世民的夺嫡野心，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不想重蹈隋文帝杨坚的覆辙，更不想看到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兄弟阋墙，自相残杀。

李渊随后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他知道此刻的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

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二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二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