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干大这时打断了杨蛾子的话，他说杨作新说的是实情，他年轻的时候，年年下南路，见的世面大着哩，肤施城里，大街小巷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他说城里的女人，都是妖精托生的，穿旗袍算什么，有时候用一块一尺长的白洋布，束在腰里，就在街上摇身子摆浪地走开了；往下一蹲，胯骨都露在了外面。杨蛾子听了，惊得伸了一下舌头，她说，那她们是没钱扯布吧。杨干大说不是，她们有的是钱，一坛子一坛子的，她们露出精腿把子，是给男人骚情呢!说完“骚情”这两个字，杨干大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话，当着小女儿的面说，她已经懂事了。于是他不再言语，又低头逮虱子。场合不对，如果是和那一班子老弟兄们在一起，谁激他一下，说不定他会讲出在肤施城里，自己圪蹴在街道旁边，侧着头，看那些穿裙子飘飘忽忽过去的婆姨女子们的故事；他是看她们的裙子里边有些啥，有没有穿半裤。讲到热闹处，他还会讲起自己那次逛妓院的经过。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伟大的业绩，一次离经叛道的行动，一次拿钱去派不该去派的用场。他这人也真是不经摔打，仅仅那么一次，他便染上了疾病，腰下那件东西，又红又肿，硬邦邦的，怎么也下不去。后来回到家里，听了一个过路郎中的偏方，用一根大萝卜将中间掏空，放在火里烤熟，趁热统在那东西上，才算软了下来，把那病治了。杨干妈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家男人得了什么怪病，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想到这上头去。

杨干大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儿，嘴角里泛着笑容，美滋滋地逮着虱子。这时，他记起了刚才儿子谈的，老虎崾上救什么人的事，于是咳嗽了一声，拿出比杨作新多吃几斤盐、多过几座桥、多晒几年太阳的派头，对儿子说，该管的事情要管，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为人莫要强出头，你小子还没有招上祸哩，不知道世事的深浅；你这条小命丢了，不要紧，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杨蛾子却不同意父亲的话，她说哥哥只身孤胆，敢去戳那个马蜂窝，是个大英雄，大路不平众人铲，行侠好义的故事，父亲不是成天说起么。

老猫不欺鼠了。杨干大见女儿竟敢跟自己提出异议，本想反驳几句，但是没了力气，便停止了声响。

关于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杨作新以按捺不住的热情谈到的肤施城里的那些游行和集会，大家都没有发表什么感想。那毕竟是太遥远的事情，起码一时半刻，还不会影响到吴儿堡，进入他们单调、贫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

但是雷声在远处轰隆轰隆地响着，历史在前进，时间的流程在继续。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尤其对于闭塞的陕北高原来说，是个可资纪念的伟大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那雷声终将以持久的轰鸣，好像“崖娃娃”掀起的回声，响彻陕北高原的每处山谷，而在这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

夜已经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干妈，督促儿子回窑去睡觉。杨作新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磁磁维维，不愿意走。母亲见了，将笸箩一推，说，今晚就搓到这里吧，该收拾摊场了。杨作新见母亲这样，只好起身。母亲对杨作新说，对灯草好一点，人家和杨作新一年结婚的，现在娃娃都满炕爬了。杨作新听了，“嗯”了一声，算是对这句话的回应。

杨作新十三岁上结的婚。在当时的陕北，这个年龄结婚，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那一年他初小刚刚毕业。十三岁的他，在村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和他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先后中途辍学，只有他一个上完了四年，因此他可以说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过去村里，没有读书人，逢年过节，大家嫌门上不贴对联，不吉利，要贴，又没有人会写，于是只好在红纸上，用碗底蘸些墨汁，塌上一溜坨坨。自从有了杨作新，一个村子的对联，由他包了。遇到红白喜事，为“上山”的老人写一个“驾鹤西游”，为结婚的新人写一个“天作之合”；春节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老掉牙的东西，还有为拴驴拴牛的槽头写的“槽头兴旺”，为石砌矮墙上写的“抬头见喜”，为灶王爷写的“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等等，这些，都是杜先生教诲有方，杨作新寒窗苦读的结果。每当杨作新提笔龙飞凤舞时，站在一旁的杨干大，脸上不觉露出得意之色，心想这学算是上对了，这钱花得不冤。

杨作新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上学期间，搜搜腾腾，从杜先生那里，从周围村子里，借得不少古书新书来看。那古书中，四部古典名著，不但看过，而且烂熟于胸，名著之外，一些二三流的书籍，《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七子十三生》、《五女兴唐传》、《济公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等，也都能讲出一个大概。村上人们，闲来无事，常听一个瞎子讲古朝。那瞎子自然大字不识一个，只是年轻时走南闯北，凭着一副好记性，从说书人那里，窃得一些东西，再依样画葫芦，加上自己的合理想象，核桃枣儿一股脑儿倒给乡亲们而已。小时候，杨作新便常是这瞎子的听客，如今看了古书，才知道这些英雄美人，演义传说，古书中都有。乡下人听古朝，一为听，二为聚在一起，挤热窝，所以杨作新闲来无事，也依旧常去那里，而且从不显山露水。

只是有一次，瞎子讲到要紧处，大约是薛仁贵兵困锁阳城，二路元帅薛丁山赶去解围，一路上接连接收樊梨花、苏金定、窦仙童三个奇女子做老婆的故事，其间一个启承转换的要紧关节，突然讲不上来，正要发挥想象，瞎编，这杨作新在旁边，情不自禁，提示了一句。瞎子听了，知道这小后生肚子里有货，只是碍着人多，不露声色。场合散了以后，瞎子赶到杨干大家，登门讨教，不耻下问。害得杨作新一张小白脸涨得通红，说声“折杀我也”，不肯指点。后来见瞎子确实是一片诚意，只好敷衍一番。从此瞎子说古朝，有了疑难处，便来讨教，技艺自然提高不少。村上人知道了其中原委，想不到他们的无所不知的瞎子，竟然投师到小小杨家小子的门下，从此对这后生，更是刮目相看了。

从此杨作新乡间秀才的名分，正式奠定。杨干大眼皮浅，见了儿子这样，觉得已经成龙成凤，修成正果了，从此便盘算着，儿子初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帮他务农的事。尽管杜先生一再怂恿，甚至不惜亲自到家里为杨作新说情，可是杨干大硬是不给面子。杨干大觉得，为儿子讨个媳妇，便可以把他拴住了，于是便和婆姨商量，乍舞着为他问媳妇的事。

话一说出，左邻右舍便都知道了，大家悄悄地张罗，只是瞒着杨作新一人。杨作新上学回来，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常常用手刮着脸，羞他，称他快做小女婿了，杨作新听了，莫名其妙。前面讲过，吴儿堡杨氏一脉，尽出自那遥远年代的两个风流罪人，因此村上的小媳妇，称他阿叔。按照乡俗，大嫂子可以耍戏阿叔。于是她们当着他的面，常说些叫他面红耳赤的话。有时候，一个小媳妇骑着毛驴熬娘家，远远地照见杨作新背着书包过来了，于是鞋跟往驴肚子上一磕，一只红鞋掉在了路上。小媳妇“哎哟”一声，撒声娇，唤阿叔子来捡。对于杨作新，碍着他是个念书娃，她们还不敢过于造次，倘若是村上那些拌嘴惯了的拦羊娃之类，一群小媳妇，竟敢一拥而上，把他的裤带解下来，把光光的头按到裤裆里，再把大裆裤扎紧，让他来个“老头看瓜”。对待阿叔是这样，对待阿伯子，则正经得叫人难受，正像前面所叙那放肆得叫人无法容忍的一样。按照乡俗，对待阿伯子，小媳妇需要敬而远之，甚至一生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