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眉宇间有一颗黑痣的凶恶的汉子，姓杨，单名一个禄字。杨家这一辈子，生出老弟兄三个，老大杨福，老二杨禄，老三杨寿。杨福、杨寿，都是怯懦无用、胆小怕事的人，独这老二杨禄，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成了这吴儿堡方圆地面，一个一脚踏得地皮响的人物。

人们冠这种人物一个称谓，叫“黑皮”。黑皮这个字眼，口语中常说，字典上不见，这乃是陕北的一种方言称谓，含死狗、恶棍、泼皮、无赖诸种意思。有好事者，一番考究，给这个字眼下了一确切的注释，叫“扎着势的死狗”。又说这黑皮的“皮”字，似应写做“痞”。这种注脚可谓准矣！是死狗，确实是死狗，像一摊狗屎，染谁臭谁，为达到个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虽然骨子里是死狗，那言行举止，却笨狗扎个狼狗势，粗狗扎个细狗势，摆出个大人物的姿态，逢人一面哈哈大笑，遇事总要抢个上风头来。生人见了这类人，往往被假象迷惑，觉得这人热情豪放，大不咧咧，头脑简单。这叫“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你要打上两回交，你要共上一段事，你要吃上几回苦头，你就知道，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这黑皮，确是厉害的凶残的主儿，这黄土地上生出的一种恶之花了。

杨家代代赤贫，家里穷得叮当响，一窑的家当，不够一担子担，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些狼不吃狗不咬的“人底子”。到了杨禄这一代，破衣烂衫之外，这老弟兄三个，一人天生一个癞疤头。这头遇到晴天，太阳一晒，满头是脓，脓水子流得满脸都是，那气味，熏得苍蝇都招架不住，不敢招惹。这头遇上雨天，又结成一头的硬痂，宛如鱼鳞，其痒难耐。疮害得久了，沤得长了，连头发根儿，也都烂在了肉里，不再往出生长头发。

那还是当年的事。那一日，南北大道上，来了个讨吃的老汉。老汉大槐树底下坐定，看见这三个癞疤头，老汉说，他有一个偏方，能治。那时，杨禄的父亲还在世上耽搁着，他说，试过了，各种法子都试过，那脓照样流，那痂继续结，一点成效都没有。老汉见说，笑道，那是身上有毒，这毒，是胎里带来的，你这儿老汉，年轻那会儿，肯定不酸正，尔格要叫这病好，却也不难，什么时候毒发出来了，发完了，那头自然会好。

老汉说的这个偏方，其实最是简单不过。将米汤浇到头上，唤狗来舔，狗的舌头在舔米汤的同时，就将头上的毒气，一并舔走了。

杨禄的父亲听了，一阵欢喜，于是叫婆姨滚好一锅米汤。米汤晾凉，先给老大杨福，美美地浇了一头，然后嘴里“吆儿吆儿”地叫着，唤自家养的那条黄狗舔。杨福的头太臭，虽然黄狗眼馋那满头的米汤，可是嘴一搭上，舌头刚“巴哒巴哒”地动了两下，就不舔了。非但不舔，还“汪汪”两声，以示抗议。没奈何，又唤老三杨寿。这次，狗倒没有嫌弃杨寿的头臭，倒是那杨寿自格儿，受不了这番折腾。狗那粉红色的舌头在头上闪动，两片黄瓜嘴不停地巴哒，其痒难耐，较之癞疤头本身的痒痒，更见邪乎。杨寿高叫一声：“捂擞！捂擞！”然后用两只手护住头，不让狗舔。老父亲见了，过来干涉，刚从脚下脱下鞋子要打，那杨寿，拾起身子，一溜烟地跑了。

老二杨禄，这时候却大大方方地走到狗的跟前，先将个癞疤头，在米汤盆里浸了，而后，提出来，身子一耸，将湿淋淋的一个头，递到狗的嘴边。

狗开始舔，巴哒有声。杨禄忍耐不住，杀猪般地叫起来。叫归叫，那脚下却扎个马步，并不移动半步，脖子也直挺挺地挺着，不往回缩。父亲凑到跟前一看，见这杨禄，牙关死死地咬着，眼泪扑簌地往下落。父亲心疼儿子，说道：“实在受不了，就算了。咋样都是活人哩！”杨禄听了，伸手给了父亲一巴掌，怨恨道：“都是你，年轻时候光凭自己风流快活，染下这脏病，让它报应到我们弟兄仨头上！”打罢，见父亲站着不动，又伸出手，拽过父亲，让父亲的两条腿，分开，死死地夹住自己那个癞疤头，尽那黄狗，由着性儿来舔。

兄弟三人，一娘所生，秉性却大大不同。那老大老三，任这个世界揉搓、践踏，并不起性，反而用一句话来宽慰自己，这话叫做：“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类似这类现成的话，还有一句，叫做：“猪娃头上都顶三升粗糠哩！既然来到这个世上，总不至于叫我们饿死！”独这老二杨禄，生性刚烈，暴戾异常，不肯长期屈居人下，每遇屈辱，则咬牙切齿，默记在心，以俟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