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有被推着走的感觉？

有一点儿。奇怪的是，1992年1月，我的一条腿摔伤了。当时我对自己说，我是多么不幸啊，圣诞节之后还得要返回波恩，真正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感觉。当时离选举还有几周的时间，我就觉得，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就暂停工作，休息一下，或许会有好处。我摔伤了腿，却因此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之前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我必须学会奔跑，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做。从那时起，我才真正适应了联邦政府的工作。

　　让我们再回到“科尔的小姑娘”这个话题上，这其实不完全是轻蔑的意思。每个人都知道，大师的目光非常满意地落在了安格拉·默克尔的身上。换句话说，他会尽可能地保护这位女士不被烦扰。

对此我仍然是既承认又否认。确实有点受保护的含意，但每次想到这些不实之辞，我仍然感到心烦意乱。

　　确实是有好处的。

当然啦。我应该感谢赫尔姆特·科尔的帮助，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想起了1991年美国之行，那次活动您也参加了。在车上他问我，我在东德的朋友是怎样看待他的。他对这个话题确实很感兴趣，想听到真实的回答。科尔对我的特别关怀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导致我总是被人认为是受到操纵。我自己决定做的事，在有些人看来并非如此。例如决定竞选勃兰登堡州基民盟党主席时，就有人说，基民盟主席科尔派默克尔同沃尔夫·芬克竞争去了。虽然我的“勇敢”决定同赫尔姆特·科尔没有任何关系，但没有人会这样想。

　　您“左派”的招牌是怎么来的？

这说的应该是联邦妇女部，与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您当时是一位没有职权的部长，可以这样说吗？

说我没有职权是不对的，但妇女部的权力确实比较小。在那里，我完成工作任务的把握性很大。我可以仔细钻研工作，熟悉行政机关的运作程序，不至于出现因某些难题而大伤脑筋的情形。例如京特·克劳泽在联邦运输部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机构，他失败的部分原因是资金的分配问题以及周围形成的不良关系网。

　　您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

在立法方面，我们部主要关注的是新的青少年福利救济法。作为部长，我在公开讨论时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对新版本的218条款有何具体看法。麻烦的是，这个问题完全是由联邦司法部和联邦家庭部引发的，而并非我们部引起的。

　　尽管如此，您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

是的，该草案经过协商成为了最终法案，而且经宪法法院判定后就立即生效，但它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

　　您曾极力反对自由堕胎行为，是吗？

我不赞同类似于东德所实行的那种根据怀孕时间来确定是否可以堕胎的解决办法，也不赞同妇女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堕胎的决定，甚至反对在严重情况下惩罚堕胎者，因为这些都是不人道的做法。

　　您不同意对堕胎进行惩罚，但原则上又拒绝堕胎行为，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人的生命开始于卵子与精子细胞的结合，这本身就是对堕胎行为的排斥。尽管如此，妇女们常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抉择。这里头有社会的责任，社会要用法律的手段对未出世的生命予以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更多地按照法规办事，少用惩罚行为。如果采用其他办法的话，非法堕胎的人数就会增加，就会有更多的妇女跑到国外去堕胎。

　　东德实行的，视怀孕时间长短而确定是否准予堕胎的办法是一种纵容，甚至是在鼓励对未出世的生命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个别情况是这样的，但总体肯定不是，因为没有一位妇女会轻易决定堕胎。但东德的规定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你可以轻易决定一个生命的存在与消亡吗？而且他们的做法是把难题留给妇女本人。

　　我们再谈一谈德国统一后有关堕胎话题的争论。按照西德的标准，也就是说按照基民盟的标准来看，你们的法律草案确实够大胆的，但按照东德的标准来看还是不够到位。

这就是我的命运：谁被夹在中间，或者说谁要想左右逢源，那他就得靠自己的说服能力去赢得支持者。

　　在联邦议院投票表决时，您投了弃权票。这对一个妇女部长来说，是非同寻常的。

联盟党的法案我认为太苛刻，而社民党的法案与宪法相抵触，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阻止堕胎的明确目标，即便搞一个协商方案也很难在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我去找赫尔姆特·科尔，他向我讲述了他是怎样看待基民盟党的。他用一幅描绘印度尼西亚渔民生活的油画来比喻党，画中有一艘大船和许多小船。他认为，党内的安定不能光靠大船，而且也要靠许多小船，如果党的领导成员不在大船上，而在某只小船上，那问题就复杂了。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因此，最终投了弃权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