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女性来说就没有什么缺陷可言吗？

有的，例如讲话的声音，我们习惯把权力和威严与讲话时的深沉语调联系在一起，而并非尖锐刺耳的声音。还有，女性通常比男性个头低，也是缺陷。尽管联邦总理施罗德的个头不太高，但他也成功了。还有一个缺陷在电视转播时也不可低估，就是男性不需要过分打扮自己，只要注意容貌、领带、衬衣就够了，很方便。而女性的琐碎事情太多，是穿裙子还是穿裤子，要做发型、化装等等，需要更多地考虑外表形象。如果您仅有15秒钟的讲话镜头，那几乎就说不了什么内容，观众在这样短时间内不会获得什么听觉信息。这些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困难多了。

许多政治家的经验是，电视转播时要更多地关注外表形象，并不一定注意内容形式。

是的，这条经验很值得借鉴。需要强调的是，女性更应注重外表形象，否则她受到的批评将会比男性多。

女性常常面临双重情形，例如某位女性有一定的权力意识，办事严厉，人们就会说“她没有一点女性的温柔”。但如果她不是这样，那么人们又会说：“她没有能力。”

一般来说只有一种情形，即她们的真实性。人们能够真实地感觉到，某人是无所事事还是在积极工作。女性有时很难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冷静，因此，长期以来，在显赫的岗位上女性所占的数量很少。在这些岗位上没有榜样可寻，没有比较，也没有可效仿的女前辈。因此，女性必须要有更强的特性，只能坚定地往前走。不要怕别人说自己“太尖刻”、“太强硬”，或“太软弱”、“爱出风头”等。人们必须相信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预想的目标。

也就是说，男性在政治上与女性打交道不同于与男性打交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男性与男性是如何交往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如何与我交往的。

请问，2000年在联邦参议院讨论税制改革时, 假如埃贝哈德·迪普根连一位男性的基民盟主席的话都不听，那么试想一下他对您这样一位女主席又会怎样呢？

我认为，这主要与经验有关。如果当时是一位男性当党主席的话，例如像伯恩哈德·福格尔任党主席，那他看问题或许会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会认为大家不可能把我们的对策坚持到底的。我当时是个没有经验的党主席，认为他们不会欺骗我。我很朴实，过分轻信别人，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我的种种期望。

您也不是孤立的，当时的议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迈尔茨是什么意见？

坦率地说，我们中没有人是软心肠，其他人都在观望。这一切应该解释为，人们还不大习惯由一位女性来做党主席。另外，我当时还缺乏作为党的领导应具备的自然感情及其表现能力。

也就是说，没有后盾，没有响亮支持的声音。

不仅仅是这些，没有人拍拍肩膀，更没有两人私下交谈的情况。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互信任的习俗被风刮掉一样，剩下的只是寒冷和寂静的空间。许多党员都经历过这种寒冷的痛苦。问题是，一位女的党主席该怎样管理她的党。

怎样管理呢？

别人有他们的方式，我有自己的方式。将上面说的那些不足补上是需要时间的。我今天已经有了刚才所说的那种自然感情的表现能力了。

在税制改革问题上，您受到党内同仁的蒙骗。您就没有想过：“为什么我遭受了这样的对待？”

没有，我只是想，我为什么这样天真？从埃贝哈德·迪普根那里我知道，施罗德要充分利用柏林的特殊地位来反对我们。不认真对待的话，我就会犯错误。

再重新回到“妇女从政”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认为，安格拉·默克尔是在东德接受的教育，从来不袒露心声，常常伪装出一副善良的样子，因此常被别人低估。

噢，我认识的许多男性，他们也从来不说内心所想的。这好像是一般人所共有的经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常常会惹出麻烦。以前确实有一些人认为我心地善良，但现在我的伙伴们都知道，我有自己的主意，我会更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是那么容易让别人从中获得利益。

据说在东德时期，人们都要有一种巧妙处理各种艰难事情的能力，在今天，这种能力是否仍对您有用？

或许我当时是学了一些，诸如“我坚持什么观点，保留什么看法”等等类似的话语是绝对不可以说的。秘密警察总会知道从哪些事情上向人们施压。人们背后说的话都会被偷偷记录下来。如果我在某次政治性会议上讲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成了我永久性的意见，就算以后发觉自己的观点错了，想把已经讲过的话取消，也都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