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换个话题吧。科尔直到1998年还占着总理的宝座不放，您不感到失望吗？

不感到失望，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朔伊伯勒在一次联邦大会的秘密选举中没有赢得多数选票？

谁知道呢？应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吧。我指的是“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如果自民党再次参与竞选的话，那么基社盟该会怎样？那样的话，我们是否能在1998年的大选中赢得更多的席位，确实无法预料。

我们谈一下捐款事件吧。当时哪件事情使您感到更为吃惊呢？是赫尔姆特·科尔的黑金库，还是他的所作所为呢？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预料。我当然知道事件会迅速被曝光，但我没有预料到，老联邦德国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不少政治丑闻后，还会再一次出现这种问题。

您对赫尔姆特·科尔感到失望吗？

是的，很失望。我确实没有想到会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科尔是否在捐款事件上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能力。我们想的是，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资助，而科尔想的是，他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资助。这当然是一个很难用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科尔对自己的利益考虑得很周全，他认为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时他已不是党的主席了，尽管如此，他也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人做交易。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他的个人利益与党新历史时期的利益重新组合，谢天谢地，我们成功了。

难道人们就不应该敬佩像科尔那样坚守捐款保密的承诺，到现在还仍然没有放弃诺言的人吗？

他是这样做的，我们只能容忍。

在民众的眼里，实现承诺要有非常高的信誉度，即使出现了问题，也不应轻易失言。

就像我常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容忍这件事，而且我们也容忍了。赫尔姆特·科尔在自己日记的结束语中，从他的角度出发对一切事情都做了说明。他当然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反过来说，这种形势对我自己也不轻松。我面临的是一个困境，一个我本人不想插手处理的困境。而且已经很明显，随着捐款事件的出现，斗争已经开始，基民盟能否不被打垮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身为党总书记的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情况很明显，活动家们纷纷登台表演。因此，如果他们越是往后退，什么都不说，那对基民盟来说就很不妙。在我们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正在发生的一切最终很可能会以一片混乱而收场。如果我自己不出来反对，而那些主要的活动家们相互间又缺乏了解，那我们党的共同利益究竟会受到多大的损失呢？您不要忘记，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内决定，而是由外部决定的，只能通过国家法律机构调查解决，而且新闻媒体会不断地翻新报道。总之，一些活动家们在这个特殊时期达成了共识，党的利益和赫尔姆特·科尔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即使科尔在党内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甚至他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党的某种象征，但我不能只从他的利益出发。后来当黑森州的事件曝光后，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错误。我们自己必须澄清这个事件的真相，而且要对整个过程从政治高度上进行评价，不能从诬告和追究法律的角度出发来澄清事实，而要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以负责任的态度，从党的灵魂和形象高度上加以澄清。

在对待与捐款事件相连的黑森州事件上，我始终有这样的印象，您更多表现出的是罗兰特·考赫责任的捍卫者，强调的是责任。

直到黑森州非遗产转移以及相关的事件被揭露出来之后，由捐款事件开始引起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在经历了沸沸扬扬的几周后，总算远离我们了。但在联邦范围内我们又担心，当进行工作总结和整理类似的材料时，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事件对财政方面的影响。如果您每天在公众面前发表此类评论的话，那么有些事情时间一久就会产生虚假的效果。如果要想产生作用，那当然是要竭尽全力去宣传，这会比捍卫某些责任好得多。就罗兰特·考赫所发生的事，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来。这些对于大家都是一段艰难的经历。

关于您1999年12月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的事情我们已经谈过了，就此提个问题，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施莱伯向朔伊伯勒捐款的？有些人认为，朔伊伯勒之所以没有能够就您发表文章而处理您，是因为您已经知道了施莱伯的事情。

这两件事互不相干。我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是因为我确信，我们非常有必要对事态发展来个紧急刹车。就在几天前，著名的德国电视二台《现在还做什么》的节目中，赫尔姆特·科尔讲述了他接收捐款和做出承诺的具体情况。我们是从电视节目里知道的，但结果根本无法预料。人们指责我办事犹豫不决，但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如果我坚信某件事情是正确的，我一定会坚决去做。因此发表那篇文章与我是否会被赶出党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联系。我认为，基民盟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它的生命力被人拿去做冒险交易了。因此，必须规定一个限度或设置一个停止牌，这就是我所做的。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我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