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您已经知道朔伊伯勒也将受到指责，那么风险还会有吗？

对这个问题的推测完全出于别的原因，因此这个说法是荒谬的。每个人都知道，当时还有一位主席没有认可我这个总书记。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个人行动中，都要竭尽全力无条件地支持这位曾经提携过我的党主席，而不是削弱他的力量。

您与科尔分手了，但2000年10月1日在柏林“泪泉宫”举行德国统一10周年的庆典活动上，您又把科尔重新请回来了。这是一种重归于好的表示吗？

这并非表示重归于好。我想清楚地表明，赫尔姆特·科尔是基民盟的一部分，虽然发生过捐款事件，但这一点仍未改变。科尔和基民盟党是不能分开的，就像阿登纳与基民盟不可分开一样。科尔一直把基民盟视为他的政治归宿，毫无疑问这是对的。基民盟庆祝德国统一10周年没有赫尔姆特·科尔是不可想像的。我当然还知道，为了邀请他，我们是怎样给他打的电话，又是怎样把他从行驶在奥地利公路上的汽车里叫出来。我不敢肯定他是否乐意，但他非常实际地同意了。

您把科尔请了回来，有些人想把他排挤出党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失败了。

我从来都没有要把他排挤出党内的想法。这样不但会伤害他，同时也会伤害基民盟。对于他要求退出联合政府的要求，没有争议，绝对没有；但如果说要我们开除科尔出党，那完全是在胡闹。

科尔认为基民盟忘恩负义，您能够理解吗？

他在那段时间里遭受了许多痛苦，我是知道的，如果他有这种怨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会与他分担这种怨言。

您认为赫尔姆特·科尔今天的作用是什么？

对基民盟来说，最为关键的是紧张的形势已经改变。就像每个家庭一样，创伤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必须重新愈合。赫尔姆特·科尔被无条件地请回了基民盟这个家庭。对我来说，他是一位很好，而且大公无私的顾问。2001年，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在访问柏林时问我，如果人们看到科尔，还有多少人会想到那个捐款事件。我当时悲观地估计，100人中也许会有40人会想起那件事，60人不会。他继续问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想这件事的人将会越来越少？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事实也确实如此。科尔所做的好事和成就，人们慢慢又重新想起来了。

您把赫尔姆特·科尔看作一位大公无私的顾问，您多长时间与他交谈一次？

每隔一到两个月。

是电话交谈吗？

不是，我更愿意去他那里。例如在我出国访问前，或者遇到了关于欧洲的话题，我都会去找他的。他的判断对我很重要。

您在2001到2002年期间与他谈过总理候选人的问题吗？

谈过，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谈的。

那么现在还谈吗？

不谈了。

你们之间又重新建立了信任感，对吗？

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的眼光不再盯着捐款事件时，对事情的不同看法就会自动消失。

让我们把话题转到赫尔姆特·科尔的接班人及您的竞争对手身上吧。您第一次与格哈德·施罗德相遇是在什么时候？

我任环境部长的时候，他是下萨克森州的州长。

您在东德生活期间听说过这种说法吗，说施罗德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叛逆者和勃兰特的第二代接班人？

没有，那时我对他没有印象。

您能否描述一下第一次见到施罗德时的印象？

他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作务实主义。

听起来，您对他还是很肯定的。

是的，在德国，没有哪一位总理不具备正面的品德。

您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者”，基民盟都这样指责他。

对的，务实这个词总是带点儿这个意思。但为什么要这么激烈呢？您知道吗，我曾经在能源协调会议上与施罗德和拉方丹打过交道。拉方丹比施罗德说话绝对，他认为核能源是魔鬼。拉方丹在某些事上由于政治信仰而容易出现一些过激言行，但施罗德不会。

因政治信仰而出现一些过激言行，您是否觉得这句话更具有正面意义？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在一些问题上务实主义很重要，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必须强调对政治信仰的坚定性。在科尔的身上两者皆有，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表现出务实的态度，但在某些问题上却很强硬，例如对民主德国、对欧洲以及对美国的友好等问题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对施罗德的某些能力，您是否想说：“我也很欣赏”？

没有，我的能力已经足够我用了。当然，他很有表演的天才，而且这种表演能力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施罗德能在事前什么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把某件事表演到令人敬佩的程度。人们可以因此情绪激动，但这却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对此人们必须要清楚明白。当然，我们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