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天，我前往英国继续学业。那时，我花费好几天时间在图书馆阅读有关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资料，晚上在学校的电脑室继续工作。媒体上到处都是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报道。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努力推动者。批评者认为世贸组织的众多协定仅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还有人认为美国在该组织中拥有过大的权力。此外，一些人认为许多世贸组织成员以一种不民主的方式批准该组织的相关协定，非常不利于保护民众利益和自然环境。为了更多了解西雅图会议的进展，我经常浏览网站。这家新网站的宗旨就是以一种不同于那些由大公司控制的大众媒介的方式报道新闻。西雅图会议的抗议者呼吁在11月30日举行抗议，以非暴力方式封锁整座城市。抗议者不仅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还有工会、环境保护主义者、人权活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却一致反对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自由贸易政策。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有关报道。抗议者在11月30日一大早开始汇合，继而在早上7点30分向将要举办此次世贸组织会议的西雅图会议中心进发。此后，在两个街区那么大的范围里爆发7场较大规模冲突，警方向靠近会场的抗议者喷洒辣椒水。下午3点52分，西雅图市长宣布城市进入紧急状态。由于形势变得愈来愈混乱，华盛顿州州长下令向该城派驻国民警卫队，并实行宵禁。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未必是抗议者的努力使然，但他们的抗议行动的确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赢得广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对世贸组织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不仅催生反全球化运动，更使公众意识到世界贸易中的公司霸权问题。

在大量阅读网站的报道之后，我开始尝试参与组织新的抗议活动。美国控制的大型金融机构长期在拉美呼风唤雨。现在，美国公众对这些机构的反感情绪似乎在不断加强。200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我和许多政治活动者通过电子邮件就此事交流意见。美国活动者呼吁实现国际团结，于是我建议首先在英国组织一场抗议。抗议者在西雅图的秘密武器是电子邮件目录服务器，因此，我也为4月的抗议活动建立一台这样的服务器。在我的主要联系人之中有一位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发送电子邮件时留下的笔名叫做“反乌托邦”。我曾前往伦敦与他会面。这位身材瘦削的工人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留着胡须，戴着一顶毛派分子的帽子。在一番商谈之后，我们同意继续扩大与各方的联系。于是，我向英国各地的各类组织发出数百封电子邮件，从而使电子邮件目录服务器上的成员数量迅速增加。我们计划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一场筹备会议。“反乌托邦”已经为此租赁一间教室。我在踏上前往会场的公共汽车时，暗暗盼望那里能够聚集比较多的与会者。然而，虚拟世界的斗争热情总是很难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与会者寥寥无几，而会议本身不幸陷入为4月抗议活动而没完没了提出的建议之中。我和“反乌托邦”在会后来到伦敦的一家酒馆休息。他很想让我振作起来，于是建议干脆取消此次抗议行动，动员英国活动者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9月共同举行的布拉格会议。我返回牛津，开始向各个学生团体和当地大学散发这一抗议活动的传单。与此同时，“反乌托邦”与一个名叫“夺取街道”的组织建立联系，并建议我一道参加将在“五一”举行的伦敦反资本主义大游行。我欣然同意。网站的记者对参与此次活动的抗议者进行大量采访。抗议者在路灯杆上悬挂许多标语横幅。尽管一名抗议者用红色油漆污损了一尊温斯顿·丘吉尔的塑像，但其他抗议者的行为是遵纪守法的。我非常感兴趣地注意到，一些抗议者希望创立更为绿色的公共空间，搞所谓的“游击园艺”。尽管旁边就是警察，他们依然大模大样地把许多植物摆在街道上。当抗议队伍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时，几个头上裹着大手帕的抗议者攻击了一处“公司全球化”的象征—一家麦当劳。这一破坏行动持续几分钟，整间店面变得面目全非，无能为力的警察只能干站在旁边观望。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局控制广场的局面，把抗议者围拢在一块较小的区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