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爱因斯坦家发生了好几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其中之一是他最喜欢的妹妹玛雅与保罗·温特勒于当年3月喜结连理；米列娃的父母在这年夏天到苏黎世探望女儿、女婿还有外孙；7月底，爱因斯坦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昵称为“Tete”）降生了。这些大事给爱因斯坦的生活带来很多喜悦，但他的科学研究和事业追求仍然排在第一位，这使得妻子米列娃颇有微词。她抱怨道：“功成名就后，他并没有留出时间跟他的妻子交流。”二儿子爱德华是一个敏感聪明的孩子，但是实在很难抚育，因为他的体质很差，小时候经常生病。不过在二十岁患上精神病之前的那段时间他的身体还是相当好的。

1911年1月初，爱因斯坦总算等来了好消息。首先是奥匈帝国约瑟夫皇帝亲自批准了对爱因斯坦查尔斯德文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的任命，从当年4月份开始生效。其次，爱因斯坦还获得意外的褒奖，即聘任他为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主任，具体负责当年机械学和热力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主持学校的物理学讲座。皇帝还为他提供一份颇有吸引力的薪水——大约是苏黎世大学时的两倍。爱因斯坦没花多少时间考虑便答应了——这个机会对他事业当时所处的阶段来说实在太及时了，好得无法拒绝。1月底，尽管颇为遗憾，但他还是向苏黎世大学校方提交了辞呈。3月底，经过中途在慕尼黑的短暂停留后，爱因斯坦教授正式把家安顿在东欧的布拉格。

布拉格是个拥有迷人建筑的古城，大约建立于公元9世纪，以其势利和奢华的民风而出名。这个古老的都城还被认为是中部欧洲领先的学术中心，德国和捷克两种文化在城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多元的发展使得城市生态相当迷人而复杂。德国人仅占布拉格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但是大都处于社会的上层，凌驾于其他族群居民之上，犹太人在这里的地位相当低。爱因斯坦到达布拉格后不久在写给好朋友米歇尔·贝索的信中说，这里的德国居民“待人冷漠，是势利与奴态的结合体，毫无仁慈友爱之心”。但他刚抵达布拉格时却受到热烈欢迎，当地甚至为此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人们不断吹捧他，并承诺将给他提供一流的生活条件。尽管他发现大学的同事对科学基本上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对周围工作环境感到满意，特别是大学里宏大的图书馆和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自己的研究。

由于薪水大大增长，爱因斯坦和米列娃可以过上比在伯尔尼和苏黎世更加宽裕的生活。他们有了一个宽大的公寓，有足够的空间留给孩子们自己的房间，甚至米列娃的母亲来的时候也能单独住一屋。但是拥有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米列娃却并没显得多快乐，在布拉格自负的邻居们的交往中总是有一种很不舒服、很压抑的感觉。她专心于养育汉斯和小爱德华，试图从中获得些安慰，但始终无法习惯布拉格的新生活，而爱因斯坦又一头钻进物理学研究中无暇顾及她的感受，米列娃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低沉消极。即使爱因斯坦经常在家——也有可能正因为爱因斯坦老在家的缘故——他们家的气氛还是变得越来越阴郁，米列娃对爱因斯坦日益增长名声的猜忌则由此雪上加霜。

更糟糕的是爱因斯坦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这个病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困挠着他。虽然疾病让他经常盘桓于病床之间，但他还是很好地完成学校赋予他的教学研究职责。为了消弭无工作可干时的百无聊赖和寻找在工作中所不能体会到的满足，他开始频繁光顾布拉格城里的一些时尚的沙龙聚会。范特斯酒吧是爱因斯坦常去的一个地方，它是一所18世纪风格的，房子里挂着一幅很有特色的布拉格城堡的画像，犹太年轻人和其他社会名流常常在这里聚会，他们每星期碰一次面，一起聊哲学、音乐和文学等。这样的情景让爱因斯坦想起在伯尔尼时与朋友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著名现代主义作家弗朗兹·卡夫卡也是沙龙聚会的常客，他当时还只是一位忧郁的律师，其带着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还鲜为人知，他到犹太人沙龙除了结交朋友还为了凸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哲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常混迹于沙龙，如约翰娜·凡托娃，她嫁到范特斯家族，后来成了酒吧的主人之一。1929年到1930年间，在她资助并组织下，伯尔尼设立了爱因斯坦的个人图书馆。她和爱因斯坦在沙龙上开始认识，四十年后他们都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成为鸡犬之声相闻的邻居，也是关系亲密的朋友。

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二岁左右，但是在学术界已非常出名了。很多学校和机构慕名而至，希望邀请爱因斯坦到他们的机构工作。因此当时诱惑是挺多的，特别是米列娃闹着想离开，她对布拉格的生活一直不太习惯。让爱因斯坦下决心离开的原因之一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时的舞蹈老师给他的建议。因为回到瑞士的苏黎世对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两个人的吸引力都很大，爱因斯坦很快着手准备在苏黎世寻找合适的职位。玛丽·居里和法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亨利·彭加勒都在此过程中给予爱因斯坦慷慨帮助，积极向学校和研究机构大力推荐他。爱因斯坦花了好几个月等待来自苏黎世的消息，在这几个月里他开始构思出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引力对光线的作用——他暗示要证明他的理论可能要花上好一段的时间，也许要等到下一次日食。

随着年末的来临，到11月初，爱因斯坦在布鲁塞尔参加第一届索尔维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索尔维大会由比利时化学家厄内斯特·索尔维和其他捐助人一块倡导召开，这在当时欧洲科学界是一件大事件，几乎所有的欧洲顶尖物理学家都会参加。爱因斯坦是最年轻的与会者，但他与其他同行相处融洽，大展其亲和、优雅和幽默的一面。他在这个大会上再次遇见二度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居里夫人，她丈夫皮埃尔·居里此前不久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们进行了一些交谈，后来居里夫人回忆说，她相当“赞赏他清晰的思维，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寄予最大的希望在他身上，确信他未来能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但从爱因斯坦这方面，虽然他很崇拜居里夫人及她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他后来形容她“像北大西洋一样冷淡，而她女儿比她还糟糕”。

这次大会目的在于邀集物理界精英一起讨论辐射和量子理论的研究进展。由于厄内斯特·索尔维的热诚和巨大的感召力，各地科学家对此次大会反响热烈，开得相当成功。索尔维宣布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这样的大会，使之成为欧洲科学界的一个定期性科学家峰会。这一例会一直沿袭至今，被称为“索尔维大会”，成为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重要交流机制。科学家们共聚一堂，就某一领域讨论一个或几个与之相关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

1912年1月末，爱因斯坦担任母校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的任命被批准了。一家人很高兴地期盼着当年7月能够离开布拉格搬回苏黎世老家。但就在全家人翘首以待的期间，爱因斯坦只身一人先回伯尔尼去探望定居在那的亲戚朋友。他看望了在那的叔叔和婶婶，并且熟识了离婚回到父母家的表姐爱尔莎。其实他们俩小时候走亲戚时就认识，她比爱因斯坦年长几岁，只是出嫁后多年来都没再联系，关系便渐渐疏远了。这次回叔叔家两人再次见面时，爱尔莎已离婚，带着两个女儿，十三岁的艾尔丝和十一岁的玛戈特，她的前夫离婚后很快就死了。两家颇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爱因斯坦的母亲和爱尔莎的母亲是姐妹，而两人的父亲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爱尔莎眼睛湛蓝而明亮，性格灿烂开朗，与不苟言笑的米列娃属于截然不同风格，爱因斯坦被这个活力洋溢的女人深深吸引了。他心怀对爱尔莎的无尽憧憬返回布拉格，马上便开始与她秘密的通信往来，这一秘密交往在他和米列娃及孩子们搬回苏黎世后还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