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瑞士后，米列娃给朋友写信倾诉回到故地的高兴心情。她一直认为布拉格脏兮兮的，对孩子们的健康很不利。爱因斯坦此时的工资与他们在布拉格时差不多，所以生活依然可以比较宽裕而舒适，他们搬到一所宽大的向阳公寓里，家里的现代设施应有尽有，而且离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校园很近。但是提到丈夫，米列娃在信中写道：“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丢脸，我和孩子们对于他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只是处于他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二位而已。”爱因斯坦则对再次回到苏黎世的老朋友们中间感到十分满意，也很享受在母校的教授生活。不过米列娃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甚至变得很坏，她变得越来越沮丧而乖僻，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她残疾的脚一直疼痛不断，另一方面由于巴尔干国际局势不断恶化，极有可能导致战争，她对父母和老家的朋友们的安危十分担忧。对此爱因斯坦不但没能向妻子给予适当的温情和关爱，反而越来越疏远心情抑郁的妻子，常常一个人躲到朋友那儿拉小提琴散心。

1912年爱因斯坦受邀成为一本关于辐射的书的撰稿人之一，开始整理自己的著作，这次整理出来的著作后来被称为“狭义相对论”，与1915年-1916年发现的“广义相对论”相区别。爱因斯坦大约花了两年来完成这项工作，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没能及时出版。战争结束几年后，出版社让他修订更新书的内容以便安排出版，但那时他实在忙不过来，就这样这部著作竟然延迟了几十年才于1995年最终出版为四卷本《爱因斯坦论文集》，这部著作即使在今天，对人们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也有着极高的价值。

1912年初，爱因斯坦开始认识荷兰物理学家保罗·艾伦法斯特，他到布拉格拜访当时还在该城的爱因斯坦，后来成为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爱因斯坦后来回忆道：“在一起相处了几个小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俩意气相投、惺惺相惜，我们真挚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自那时始，他们开始了一直长久热情持续的书信往来，讨论物理学、音乐、犹太复国主义和他们的家庭。此后在德国时的交往中，爱因斯坦甚至收到艾伦法斯特送的小提琴和一台钢琴。多年来艾伦法斯特一直想让爱因斯坦到荷兰的莱顿大学作长期研究，但爱因斯坦已在柏林大学安顿下来，没有很强的意愿到别的地方去。1934年，艾伦法斯特患上一种爱因斯坦称之为“病态自信缺乏症”的心理疾患，持枪杀死了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唐氏综合症的16岁的儿子，然后自杀于儿子旁边。爱因斯坦对艾伦法斯特之死十分悲痛，十分惋惜失去一位亲密好友。

1913年，爱因斯坦的婚姻越来越摇摇欲坠，但从这年起爱因斯坦意识到不能再逃避自己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从他给爱尔莎的信中可以看出内心的挣扎。他依然对她颇有好感，但感到左右为难。米列娃腿部痛苦不堪的疾患让她终日卧病在床，甚至不能很自如地照顾年幼的孩子们和完成家务。在爱因斯坦看来，米列娃变得越来越令人厌烦，经常情绪低落，而且老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尽管她这么做显然有她的道理——但对于爱因斯坦，他实在难以忍受，为了不被烦人的家事分散精力，他让自己终日忙于工作，专注于新的引力理论的思考，并尽量不去想迷人的爱尔莎。因为担心双方家庭不同意他们的来往，曾连续九个月没给爱尔莎写信，但当爱尔莎给他寄了一封生日卡后他们又恢复了秘密通信。在那后不久，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一起来到巴黎，他在那作了一次演讲，还到居里夫人家做客。当年夏天，居里夫人携女儿来访，爱因斯坦带着九岁的汉斯与居里夫人母女一块到瑞士南部的恩格达恩山谷作了一次家庭徒步旅行，同行的还有居里夫人九岁大的女儿。米列娃由于脚患的原因未能加入这次徒步旅行，但显然很喜欢户外的新鲜空气和美丽的景色。保罗·艾伦法斯特夫妇随后也前来拜访，到苏黎世爱因斯坦家住了两个星期，两位物理学家在一块相谈甚欢，两人的友情更加深厚。

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提出关于原子运行的新理论，进一步促进了量子论的发展。他认为原子中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只在一定范围内运动，这个范围即为量子化的轨道。根据这个理论，当电子从一个能量级的轨道移动到另一个的时候，光线中的光子便表现为被发射或吸收。玻尔因这个理论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的1922年也获得同样的荣誉。

9月份，爱因斯坦夫妇带着孩子们到匈牙利看望外公外婆。在米列娃的要求下，汉斯和爱德华在匈牙利当地一所东正教教堂接受了受洗仪式。父亲爱因斯坦对有组织的宗教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并未参加孩子的受洗仪式。从米列娃父母家出来，他们一家又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去了一次，爱因斯坦在那作了一场关于他正在研究的新引力理论的演讲，这场演讲在维也纳引起轰动，许多主流报纸都在头条登载了这条消息。然后米列娃带着孩子们回到苏黎世，爱因斯坦则到德国柏林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并在那密会爱尔莎。

同年，爱因斯坦与数学家、私交甚笃的好友马歇尔·格罗斯曼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爱因斯坦在论文中负责解释物理原理，格罗斯曼则负责将原理通过复杂高深的数学演算归纳为数学方程式（这种合作的新方法在爱因斯坦的另一篇论文也被运用，合作者是他的另一个同事）。爱因斯坦通过这篇论文，觉得已在解释广义相对论方面完成了巨大的突破——他是如此自信，实际上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用实验来证明。但他还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下一次日食，认为通过对日食时一些天象的实验观测，势必能向人们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

1913年11月，爱因斯坦终于等来他几个月前就断定十拿九稳的好消息，普鲁士科学院通知他已被选为该院院士，并且聘请他为柏林大学的教授同时邀请他担任马上就要成立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的负责人。这些职位为爱因斯坦带来可观的薪水，因此，尽管米列娃相当反对，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些职位。为什么爱因斯坦不顾让他深恶痛绝的呆板的普鲁士人和扼杀自由和天性的教育制度而想要回到讨厌的德国？许多人感到不理解。但是应该注意，接受这些职位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不会强制要求他到课堂教学。虽然他并不讨厌作演讲，但仍然觉得教学工作太占用搞研究的时间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他个人的理论研究。到柏林大学便意味着他可以更加专注于完成广义相对论的构建工作。当然毫无疑问，他心中的秘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毕竟柏林是爱尔莎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邀请，踏上到柏林的旅途，而这一去给他的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