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苏黎世期间，柏林发生了一次动乱。一个由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极左运动“斯巴达起义”在一月初发生了。斯巴达克斯主义者联盟——这是斯巴达克斯党的组织，其名字取意自古典时期最大的奴隶起义的典故——企图通过起义控制柏林。但这一企图很快被具有军队背景的德国社民党和右翼议会团体的联合力量强力镇压下去。议会派大体由一战中大败而回的士兵们组成，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军事化政府的发展道路，另外一部分加入议会派的人是为了寻求抵抗共产主义主义的影响。斯巴达联盟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起义之后被捕并很快与许多在起义中的被捕者一起被处死，他们的尸首于1月15日被丢弃到河里。

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是爱因斯坦个人的一个分水岭：他和米列娃正式离婚并于同年迎娶爱尔莎。尽管爱因斯坦对婚姻尚心有余悸，但还是毅然与爱尔莎结婚，从此他们俩携手相伴直到十七年后爱尔莎去世。同时，由于其广义相对论得到实验证实（见第七章），他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名人。这时候，除了持续不断地致力于战后和解工作之外，爱因斯坦开始认识很多犹太人，并越来越找到自己的犹太身份认同。当时很多犹太人从备受歧视的东欧国家往西搬到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希望能在那找到更好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他们在德国的遭遇也好不了哪去，同样的偏见依然存在，甚至许多德国的犹太人也认为自己比这些东方犹太移民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更高他们一等。

通过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库尔特·布卢孟菲尔德的友谊，爱因斯坦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兴趣，开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爱因斯坦后来很感激布卢孟菲尔德，认为他“帮助我意识到自己的犹太灵魂”。在他到柏林之前，他的犹太意识从来没有在他的心中留有位置，因为他对族群差异的看法完全中立，而且之前他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地方都能很快适应，不会有陌生的感觉。不过尽管他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祖国的想法，但从未参加过任何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犹太复国主义所代表的犹太民族主义。他还是支持把以色列建成犹太人难民营，因为他相信聚居社区能传承延续犹太文化。1920年，他告诉一个德国犹太团体说：“我不是德国公民，我的信仰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描述为‘犹太信仰’的部分，然而我很高兴自己是犹太人，尽管我不认为犹太人是所谓的‘挑选出来的人’。”他认为，正是因为存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人，犹太人这个民族才得以保存下来；即换句话说，正是在与偏见作斗争的过程中，犹太人更加团结在一起，结成跨国的兄弟友谊；如果没有这些偏见，犹太人可能早就被所生活地域的其他强势民族同化了。他公开反对把犹太族群的民族主义仅限于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他认为所有散居的犹太人，不管他居住在哪，都应该被承认；此外，他还认为如果犹太人不在世界舞台上做出成绩，留下影响和声音，那么世界将会否认犹太人的存在。他认为美国的犹太人比德国的犹太人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但一些德国的犹太人看起来似乎更不在乎是否保留自己的犹太身份。

这年的年初，与米列娃离婚的前不久，爱因斯坦就搬到街对面的爱尔莎的公寓共同生活在一起。爱尔莎给他腾出一间房间专供他学习、研究和思考。稍后的二月份，在情人节那天，他和米列娃正式离婚，随后，他和爱尔莎在1918年6月份登记结婚。瑞士法庭在离婚判决书中所必需的两年不许结婚期限仅限于瑞士境内，在德国可以不必执行。这时，爱尔莎的两个女儿，艾尔丝年方二十二岁，小女儿玛戈特二十岁，都与爱因斯坦夫妇在一起生活。爱尔莎的母亲芬妮，亦即是爱因斯坦的婶婶，和芬妮的兄弟雅各布也都住在柏林。爱因斯坦的世交、物理学家、和平主义活动家乔治·尼古拉后来透露，就在爱因斯坦与爱尔莎结婚一年之前，年轻漂亮的艾尔丝曾暗中告诉他说，爱因斯坦在她母亲知情的情况下提出想和她结婚，但艾尔丝拒绝了，跟他说她对他的感情更像是父女的情感而不是配偶间关系。遭到年轻女士的拒绝后，爱因斯坦看上去跟爱尔莎结婚也感到非常满意，艾尔丝则成为他的秘书。

就在他和爱尔莎的6月2日婚礼前四天，再次发生了一次日食现象。为了观测这次日食，一个由英格兰最有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研究专家、剑桥天文台的主任亚瑟·爱丁顿爵士率领的英国科学观测队动身前往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岛的最佳观测地。他的任务是测量太阳引力作用下星光的弯曲现象。爱因斯坦对这次观测很有信心，认为最终的结果必将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