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是可怕的。根据《纽约时报年鉴》统计，总共有超过八百万士兵和六百万平民死于这场残酷的战争，而且还造成其他相应的后果：“战争打破了欧洲原来的国家体系，四个帝国崩溃，并分裂成几个小国家。”这四个帝国包括德意志帝国，俄国，奥特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从这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并没有赢来长久的和平，不久以后欧洲便兴起了野心勃勃的企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的俄国。自然界仿佛在谴责警告人类的自相残杀和对自然的破坏，战争的最后一个月，一场流感席卷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截至1919年，大约造成全球两千万到四千万人丧生。这场流行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疾病大流行之一，甚至比中世纪欧洲的瘟疫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仅美国的死亡人数就达到六十七万五千万人，欧洲则达到二百三十万人。这种通过空气传染的疾病就像潜伏在人体内的敌人一样，疯狂攻击一战交战双方的士兵和平民，甚至连未参战的国家也遭殃及。流感造成的士兵死亡将近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以美国为例，死于流感所造成的肺炎的美军士兵比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人数还要多。由于流感发病的潜伏期只有几天，而且传播十分迅速，所以隔离染病者这一常用的流行病防治措施没起什么作用，而且那时候抗生素还未发明，人类对于这一疾病基本上处于束手待毙的无助状态。

幸运的是，爱因斯坦全家，包括那些因其他疾病身体虚弱的人，都在战争和流感的双重侵袭中幸免于难。不过，虽然战争已结束，其所造成的损失和伤痛需要时间慢慢修补和慰藉。欧洲国家工业基础遭受重创，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已被夷为平地，社会产品极端匮乏，人们生活比较艰苦。由于战争对农业的巨大影响，导致食品在战后的欧洲仍然匮乏，特别是作为战败国，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处于饥饿之中。面对种种人道主义困境，人道主义和宗教团体，如基督教贵格会等慈善团体，整天奔忙在欧洲各国为饥民和孩子们提供救济。爱因斯坦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高涨的儿童死亡率和大批饥民感到很悲哀，特别是在柏林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心情更是不能平静。他公开感谢美国和英国的贵格会为超过五十万德国儿童提供食品所作出的努力，当时新成立的战胜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下同）也致力于这项工作。

战争结束了，爱因斯坦的乐观主义得到了很大鼓舞，他以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很快就会出现在战后的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平等的目标在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非常普遍的认同。爱因斯坦无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不遗余力地积极支持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虽然从今天的标准看，爱因斯坦并非社会主义分子，但毫无疑问，他的政治立场属于中间偏左，很像现在美国民主党自由派。他对物质上的成功并不特别在乎，对积聚钱财也没什么兴趣，而且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价值观，人们往往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过，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他反对财产私有制或私人生意——他拥有自己的房子十多年，而且他家族里从事私人商业的大有人在，包括他父亲赫尔曼。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他赞成政府对公共服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保健的更大投入，这在非社会主义的欧洲非常普遍。他同时也是一个言论、思想自由的竭力支持者。如果认定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正义的，他甚至不惜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也要为这些社会主义分子说公道话。但无论如何，他从来没有也无意倡导建立由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

一战接近尾声，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婚姻裂痕已发展到无可挽回了。在战争结束前那个夏天，他已同米列娃签署了离婚协议。根据协议内容，爱因斯坦必须在瑞士银行为米列娃存下一笔数量可观的钱，而且此后每个季度还应向她提供生活费。此外，如果他未来获得诺贝尔奖，奖金将归米列娃所有。米列娃可以自由支配存款的利息，但若要动用本金必须经过爱因斯坦的同意。孩子的监护权由米列娃行使，爱因斯坦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自由地到瑞士与孩子们在一起。1918年底，战争结束了，他们俩也正式开始离婚的法定程序。首先爱因斯坦必须给出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想结束这段婚姻，所以他正式地承认自己与爱尔莎的地下恋情，因此被法庭认定违法并课以罚款。第二步，法庭禁止他两年内在瑞士境内再婚。就在离婚程序即将终结前，爱因斯坦到苏黎世待了一个月，以客座教授身份在苏黎世大学作了一系列讲座，并和米列娃及孩子们一起度过这段日子。他们俩对于难免离婚的命运都已能够坦然面对，多年的恩怨也已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