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美国之行的鞍马劳顿中休整过来，爱因斯坦马上又开始在国内继续其繁忙的工作。他先提交了两篇论文给普鲁士科学院，然后当年五月到英国待了一个月。他英国之行主要是应英国罗氏之邀在牛津作一系列讲座并接受该校颁给的荣誉博士学位。1931年夏天从英国回来后，爱因斯坦待在柏林郊区小村庄开普什的家中，决定继续他呼唤和平的使命。他已确信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正在变成一个具有侵略性的独裁国家。由于忧心可能爆发的战争，他写了无数的信件并发表了很多和平主义的声明，号召人们抵制军事主义的兴起，拒服兵役。为了响应比利时弗莱芒和平主义示威游行，他写了《好战分子的和平主义》一文，号召裁军并希望未来的世代“把战争看作是先民们不可思议的精神失常的行为”。由于十分担忧德国的政治局势和周围越来越普遍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波及自己和家人，爱因斯坦开始考虑再次放弃自己的德国国籍并离开这个国家。为了防范未来在德国可能出现的变故，爱因斯坦与加州理工学院签署了一份合同，同意在这年冬天到这个学院至少担任一个临时职位，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未来的规划。

与此同时，世界上的物理学家们继续在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德国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在苏黎世工作时，预言存在一种“中性的东西”即“中微子”。他用这种粒子的存在来解释能量在贝塔衰变时的去向。二十五岁的奥地利逻辑学家卡尔特·哥德尔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包含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即不论在哪一个特定的数学分支中，都存在用这一数学分支中的公理和定理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一些命题。（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时会认识这两个人。爱因斯坦和哥德尔经常一起在普林斯顿的大街上一起散步，讨论物理学问题。哥德尔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常怀疑吃的东西被下毒，后来因疑心病竟然把自己活活饿死。）最后，厄内斯特·劳伦斯的“粒子加速器”或回旋加速器也在这时起在加利福尼亚的巴克莱进入正式运作。

这年12月，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再次登上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的海轮。途中，他们到比利时和荷兰稍作停留。到达目的地时已至年底，他们在帕萨迪纳的棕榈树和阳光下度过难忘的1932年元旦，这时世界性经济萧条的阴影在美国开始显现出来。在这次居留期间，爱因斯坦不改以往的率真，继续作赞成和平主义的讲演，而且直言不讳地评论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经常让周围的人相当尴尬。在写给美国国家有色人种进步协会（NAACP）官方刊物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了在美国亲眼目睹的猖獗的种族偏见现象，这些现象至今还在美国南部时常发生。

这次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两个月里，爱因斯坦遇见了一个让下半生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人，他就是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基金会召集人和哲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他以高级研究所建院负责人的身份求见爱因斯坦，是为了一个拟议中的新学院而与爱因斯坦进行接触，征询他是否有意向为这所新学院工作。他告诉爱因斯坦，这个拟建中学院的宗旨是，囊括世界上理论性学科的顶尖学者到这个学院作研究，只研究理论，不需要实验室。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其实1930年原则决定要设立，它是由两位富有的美国新泽西州商人出资捐建。爱因斯坦对弗莱克斯纳的建议相当感兴趣，不过他还是希望获得进一步的介绍。为此，他同意与弗莱克斯纳在这年春天再见一次面。正好两人都有计划到英国牛津大学，便约定将再见面的地点安排在牛津大学。爱因斯坦明白自己终究是要离开德国的，但从当时的情况看，他还对欧洲恋恋不舍，更倾向于尽可能留在欧洲。在他心目中瑞士或荷兰都是较好的选择。

1932年早春，爱因斯坦到剑桥大学作几场学术讲座，然后拜访牛津大学。离开牛津前，他和弗莱克斯纳再次如约会面，两人讨论进入高级研究所工作的事情。当弗莱克斯纳告诉他这个研究所将建在他十多年前去过，并作了一系列讲座的普里斯顿大学，爱因斯坦的兴趣一下被提起来，显得更有意愿故地重游到普林斯顿工作。